序（3 / 4）

称霸时代，各国君主大多能掌握实权，不是后来那种徒有虚名摆设。只有君权衰弱无力，大族之间又能基本维持势力均衡时期，才会出现稳定“世族政治”局面。如果大族势力膨胀，君主又恰好是厉害角色，比如周厉王、晋厉公，双方就难免发生冲突，要是大族代表被诛杀，要是君主被推翻。

李硕书里提出很多有意思问题，其中个是：跟西欧、日本相比，中国“贵族时代”为什结束得那早？多年来这个问题也直困扰着，到现在还没完全想明白。在这里，尝试着总结出两个原因。第，中国君主集权传统从开始就很强，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萌芽中已初现端倪，到商周时期已经非常突出。跟西欧、日本相比，周代君主掌握权力和资源要充沛得多，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西六师”“殷八师”那样归君主直接控制常备军。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在当时人看来，国家大权只有掌握在周天子手中，才是“王道”，才能保证长治久安；旦落到底下诸侯、卿大夫手里，则早晚必出乱子，而且掌权人层次越低，出乱子越快。即使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没人觉得眼前这种列国并立局面是合理，而是纷纷憧憬“车同轨，书同文”统国家，热衷于搞《周礼》《王制》那样“顶层设计”。虽然在西周、春秋时期，建立稳固君主集权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政权发展段时间以后，不可避免要旁落于贵族之手，但“世族政治”格局更难长久维持，最多不过两百年就要向君主集权回归。第二，贵族内部从来不是铁板块，各个家族集团以及各阶层之间直存在矛盾。这就给不甘做傀儡君主以可乘之机，利用各家族、各阶层之间矛盾，拉派打派，提拔下层制约上层，春秋各国内乱大多因此而起。尤其是“世族政治”形成之后，权力和资源被少数大族垄断，中下层贵族权益受损，失去上升渠道，很容易转向君权寻求出路，二者拍即合。孔子及其弟子大多出身于贵族中地位最低“士”阶层，正是这群人打出重振君权、复兴“周礼”大旗。孔子在鲁国掌权时推行政治改革，是以“强公室，抑私门”为旗号，跟后来吴起、商鞅事业并无本质区别。后来他学生们大概也看出各国君主多是扶不起阿斗，于是顺应历史潮流投身大族做“家臣”，取得政治上成功。各国大族或公室，也在这些新兴士人帮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