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白这是他引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之语，勉励在学术研究中要刻苦钻研。把饶先生
题词挂在办公室墙上，时时提醒自己。2015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为饶公编辑《选堂集林·敦煌学》文集，来函索序于。多次辞谢，竟未获免，只得勉力为之。这使有机会再次认真细致地拜读
饶先生关于敦煌学五十余篇论文，进
步加深理解饶先生在敦煌学领域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后来，撰写题为《从敦煌学研究来看饶宗颐先生治学精神》文，在2015年12月香港举办“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大会发言。
2000年8月，在莫高窟举办“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100年纪念活动”期间，国家文物局与甘肃省z.府隆重举行“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颁予潘重规、饶宗颐二位先生“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莫高窟九层楼广场灯火辉煌颁奖场面至今令人难忘。
为敦煌学回归中国
敦煌藏经洞文物流散于世界多国收藏机构，这给中国学者研究带来极大不便。新中国成立前，王重民、向达、姜亮夫、王庆菽等学者，艰苦奔波于英法等国图书馆，忍受刁难，眼观手抄。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赴国外考察敦煌写卷条件有所改善，但仍然面临许多困难。方广锠为考察英、法、俄、日等国敦煌藏卷，前后奔波历时三十余年。荣新江辗转于世界各国考察写卷。他去德国国家图书馆考察时，善本部只有八个座位，学者们每天要争着去坐那八把椅子。早上进去，中午如果吃顿饭回来，椅子就没，所以必须每天每次从上午九点坐到下午三点，直抄，能抄多少就抄多少，根本舍不得留出吃饭时间。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查询时间被严格限定，从开馆待到闭馆，他只带块巧克力充饥。许多珍贵研究资料，正是这样点点被发掘出来。2011年，敦煌研究院张先堂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去查阅敦煌资料，负责敦煌文献管理蒙曦博士告诉他按照规定，每人每天只能看五件经卷，考虑到他是从敦煌来，可以优待，每天能看七件，此外只能去看那些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上公布数字化敦煌文献。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度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说法，这自然极大地刺伤中国学者自尊心。让敦煌学回到中国是几代学者梦想。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以季羡林、常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