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血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和我就站在医院门口等着抽血。我亲眼看着大哥的胳膊伸在一张落满苍蝇的桌子上，一根青冷白亮的针头，插进他的血管里，殷红的鲜血就沿着一条管线一滴滴地落进一只瓶子里。那只空瓶里的血浆随着大哥的脸色由黝黑转为浅黄，再由浅黄转为苍白便从无到有，由浅至深，到一瓶将满时，医生望着我大哥的脸色说，你们家的血型都合格，再换一个人抽吧。大哥说：我妈身体虚，父亲有，还是抽我的吧。医生说，抽你妹的吧，你的抽多了身子就要垮了呢。大哥说：她是女娃儿，就抽我的吧。医生说，你弟呢？大哥说：就抽我的吧，弟还小，还要给人打工干重活。然后，医生就把插入血瓶里的针头拔下插进了另一个空瓶里。那是一年的冬天，太阳温暖洁净，照在血浆瓶上，瓶里的血浆红得透亮，浮起来的血沫和血泡，在玻璃瓶的壁面里缓缓起落，时生时灭。那一年我好像已经十四岁，也许十五岁，总之，我少年的敏感，已经对命运开始了许久的触摸和感叹，像出生在秋后的芽草过早地望着将要到来的冬天的霜雪样，不及长成身子，就有了浑身的寒瑟。盯着血浆瓶里的鲜血在不自觉中渐渐地增多，听着血液似乎无声而清冷的滴答和瓶壁上血泡在阳光里嘭啪的明亮生灭，望着哥哥苍白如纸的脸，我在那一刻，体会到了哥哥的不凡，也隐隐感觉到了，我一生都与哥哥不可同日而语的做人的品性。
那一年，大姐的没有丝毫的好转。
那一年，春节前后的几日间，大姐为了给家里减些忧愁、添些喜悦，让父母和她的弟弟妹妹过个好年，她说她的轻了许多，然后就躲在屋里不出门，疼痛时，上牙齿咬着下唇，把脸憋得乌青，也绝不哭唤出一点儿声音。到实在无可忍了，她就躲到我家后院和村外无人的地方，揪自己的头发，把头往墙上猛撞，然后待剧痛过去，她就面带笑容地回到家里，慌忙地替母亲做饭、替父亲盛饭，慌忙地去洗她弟弟、妹妹的衣服，好像要以此来赎回她的什么过错一样。
那一年，我家过了一个平静的春节。仍然用借来的小麦，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让我们兄弟姐妹放开肚子吃了两顿非常香口润喉的白面饺子。而那一年的春节，父亲吸掉的烟叶，却比任何一个春节都多，似乎他想把他一生要吸的烟都在春节吸掉一样。
就在那一年，我心里有了浓烈欲动的阴暗蓄意——也许是对逃避生活与人生命运的一种道路的提前铺设，也许是对一种个人挣扎奋斗的提早的力量积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