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死的。
在那个几千口人的镇子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父亲是死的。哮喘、肺气肿，直至发展到后来的肺源性心脏。可是，仔细敲推想来，只是父亲故逝的表层因由，而根本的、潜深的、促使他过早患并故逝的缘由，是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命运的忧虑。或者说，最直接的因果，是对我山高海深、无休无止的担忧。
事实上，我的执拗是父亲陈复发的根本，是父亲年仅五十八岁就不得不离开人世、不得不离开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的根本因果。换一句话说，父亲可能是——也许本来就是因我而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是因我而过早地告别了虽然苦难他却深爱的世界。
是我，缩短了父亲的生命。
回忆起来，似乎自我记事伊始，在那段无限漫长的年月里，我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家景中的日月，都不曾有过太为暖人的光辉。那时候，整个中国乡村的日子，都四季春秋地汪洋在饥饿中间。每年春节，吃不上饺子，或者由做母亲的把大门关上，在年三十的黄昏，偷偷地包些红薯面裹一纸白面做皮的黑白花卷馍，似乎并不止我一家独有。而在那个乡野村舍，属于我家独有的，是父亲早年的哮喘在没有治愈时，我大姐又自小就患上的莫名的症。在我家那二分半的宅院里，姐姐半青半红的哭声，总像一棵巨大蓬勃的树冠，一年四季都青枝绿叶，遮蔽得由父亲尽竭心力创造的日子，冬不见光，夏不见风。现在想来，姐姐的确实就是今天街头广告上常见的无菌性股骨头坏死一类的魔症，然在那时，几十年前，在那个小镇的卫生院，在农村人视如灾难之地的县医院，在如同到了国外一样的洛阳地区的人民医院里，待耗尽我家所有能变卖的粮、菜、树和鸡蛋以及养育牲畜的家庭收入后，换来的依然是如出一辙的医生的摇头和查找不到因的无奈。为了给姐姐治，父母亲搀着大姐、背着大姐、用板车拉着大姐四处求医问药，不知走破了多少鞋子，不知走尽了多少路途，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把家里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生蛋的鸡卖了；哥哥十五岁就到百里外的煤窑下井挖煤；二姐十四岁就拉着车子到十几里外的山沟拉沙和石头，按一立方一块五毛钱的价格卖给镇上的公路段和水泥厂；我在十三岁时，已经是建筑队很能搬砖提灰的小工了。在很多年里，把父亲的放在一边，给姐姐治是我们家的日月中心。一切的一切，种地、打工、变卖和所有的东奔西簸、翻山越岭，都围绕着姐姐的而喜而忧、而忧而愁。大姐手术时，因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