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头，也不敢说任何对伟大
君主不利话。”15
因此，公民权死亡是让人羞耻和痛苦经历。在1785年之后，俄国贵族被免除
肉刑，因为羞愧和耻辱本身就可以对上层阶级发挥可怕惩罚效力；但对下等阶层来说，由于他们被认为对这类崇高情感无动于衷，那些标志着将他们从帝国社会驱逐出去仪式并没有重大仪式感。16
考克斯苦笑着说，无论在这些仪式中体现出什
样君主怜悯之心，“总体来说，
们也许会发现，尽管俄国刑事法典明显很温和，但在俄国丧命罪犯并不比那些设有死刑国家少”17。虽然西伯利亚苦役犯将面对严酷现实，但是死刑废除意味着，不仅是他们惩罚得自沙皇，他们性命也得自沙皇。君主权力不单单是夺走生命，而且还在于赐予生命，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君主权力
直是流放制度基石。
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不仅是专制权威体现，在17和18世纪，它还拥有经济目标。随着俄国不断扩张以及它对领土和资源欲望不断增长，“驱逐出”被“流放到”取代。在1592年乌格利奇起义者被驱逐之后，国家不断把罪犯、逃兵、妓女和,bao乱者发往西伯利亚，通常是送往那些未能吸引足够多自愿移民地区。据某项估计，共有19900名男性和8800名女性在1662至1709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在彼得大帝在位时期，苦役犯参与在圣彼得堡、波罗海沿岸和亚速海周边大规模建设项目，这个做法推广到西伯利亚。彼得大帝约2万名瑞典战俘（包括那些修建托博尔斯克克里姆林宫战俘）戴着镣铐被发送到西伯利亚各地城镇和村庄，后来彼得大帝在政治上手下败将和些逃亡农奴也来到这里。现在国家不仅想要开采西伯利亚自然资源，还努力把移民迁居这里，于是彼得大帝用囚犯在西伯利亚各地劳动场所开采原材料做法得到推广。19
18世纪基础设施建设是这个殖民进程中个显著变化。最初铺设道路是为补充西伯利亚河流网络作为首要交通运输方式不足之处，使旅程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西伯利亚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因此z.府依靠当地居民来维持交通和通信。未铺砌道路由农民和当地人维护，在叶卡捷琳娜大帝在位期间（1762—1796年），他们因自己劳动而被奖励不必缴纳西伯利亚贡赋。到1725年，西伯利亚大路沿线已经雇用约7000名马车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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