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少，要我知道他的意思。《文学回忆录》中谈到王原祁、谈到委拉斯开兹那几段，都是针对我的。
“委拉斯开兹做了一桩事体！”一九八九年他去大都会艺术馆看了委拉斯开兹大展，意味深长来这么一句。我熟悉他的话语快感，应声道：“讲得好！‘做了一桩事体’，但不是‘艺术’？”老头子开心了：“是呀是呀！你先看放映间播放他的肖像局部，不得了哎！简直神圣！跑进去看原画，好是好的，终归可惜了：这么高的才能——做了一桩事体。”
后来他惦记用影像放大他的小画，我猜是起于那次经验。
不必和木心谈美术史，他向来不在那个频道——这是我喜欢听他说话的理由——我不会对他说：大部分古画都是订件，既是订件，当然是“做事体”。果然，他好像知道我将怎样反驳，紧接着说：
米开朗琪罗伟大！你看，教皇交给他一桩事体，他就做成艺术！
最后那句，木心凛然提高声音，为他又想出一句要紧的话，得意了，掏出烟来。和上次的卡拉瓦乔案显然有别，他尊敬委拉斯开兹的高贵，但可惜了：仍然不是“艺术”。
我从未这样想过。没有人这样谈艺术。我会因此稍许看低委拉斯开兹么？绝不。但“把事体做成艺术”？这话有意思。“委拉斯开兹懂得美吗？”我没忘记卡拉瓦乔一案，拿话撩他，“他画的侏儒……很丑呀。”
二十多年过去，我已不记得木心怎样回应。说来好笑，我俩的趣味隐然为敌，稍起勃谿，双方自动歇火，但那年的文学课，木心就借了什么话头，重提“艺术”和“事体”的关系——缓缓地、郑重地讲着。他不看我，知道我明白他在说给我听——现在他死了，我心里仍在和他纠缠：木心哎，没有叫作“美”的事物，那是你的偏爱。
但我久已偏爱他的偏爱，看他怎样牢牢把守他的绝对标准，确切地说，他的标准，就是“绝对”，譬如：“美”……无分地域、国族、年代、主义，他对世界文学家各有所爱，可是他眷顾的画家（也许包括音乐家）少得可怜，只剩几个人、几幅画。他常说，待人宜宽厚，待艺术，必须势利（他狠狠说出：“必须势利”）。我渐渐赏阅他的“势利”：适巧相反，我仅偏爱几个文学家，却被太多画家吸引，喜欢各种毫不相干的画。
老头子的遗物中只有一本画册：五十年代古董版达·芬奇——有哪位画家只存一本画册么——也只有一幅现代画被他配了框子，挂在墙上，黑白版的塞尚，画着三只苹果。四年前在重症病室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夜里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