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信以为真，但他们还是说：可能是真的。就几个月，然后回家。
没有指定律师，没上军事法庭。玛丽洛尔的父亲在看守所里提心吊胆地度过三天。博物馆的救兵没来，馆长的豪华轿车没到。他们不许他写信。当他要求用一下电话的时候，看守冷笑地说：“你知道我们上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吗？”每分每秒，每一次呼吸他都在为玛丽洛尔祈祷。
第四天，所有的囚犯被赶上拉牲口的卡车运往东方。“我们在往德国去。”囚犯们低声说。它隐约就在不远的河对岸。光秃秃的矮树丛点缀着雪野。黑压压的葡萄园。灰色
他在维特雷被捕，距离巴黎还剩下几个小时的车程。两名便衣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捆上，押下火车，先带他进入一辆货车审问，后来转移到一个冷得像冰窖的夹层办公室里。他看见墙上挂着一幅蒸汽船远航的拙劣的水彩画，提审他的人最初是法国人，一个小时后变成德国人。他们排列出他的笔记本、工具箱和带着七把万能钥匙的钥匙链，询问这些钥匙是开什么的，小锉刀和锯片是干什么的，笔记本里这些丰富的建筑数据有什么用。
给我女儿做模型。
我工作的博物馆的钥匙。
求你了。
他被反拧双臂押进一间小屋。笨重古老的门锁和铰链一定是路易十四时期的，也没准儿是拿破仑时期的。馆长或者同事随时可能出来澄清事实。一定会的。
早上，德国人对他进行了简单明了的第二轮审讯，打字员在角落里敲着键盘做记录。他们似乎要以企图破坏圣马洛城堡为由起诉他，但是他不知道他们何以做出这个判断。他们的法语很烂，而且对提问比倾听他的回答更感兴趣。他要求他们提供纸张和床上用品，希望打个电话，一一被拒。他们竟然有好几张他的照片。
他太想抽烟了。他仰卧在地板上回忆亲吻熟睡中的玛丽洛尔双眼的情景。被监禁两天后，他被汽车拉到了斯特拉斯堡近郊的看守所。隔着围栏，他看见一队穿制服的女学生，两两一排走在冬日的阳光里。
看守送来打包的三明治、硬邦邦的奶酪和充足的水。直接铺在冻土上的草席是他的床铺。看守所里大约还有三十人，除了几个比利时人、四个佛兰芒人和两个瓦龙人之外，其余都是法国人。所有人都被指控有罪。人人担心他心怀不轨，对他的提问置若罔闻。晚上，他们窃窃私语地传递小道消息。“我们只需要在德国待几个月。”一人说，然后一个个地传下去。
“他们的男人都上战场了，我们就是过去帮他们春种。”
“完事就送我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