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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救不们,教育部来道公函,转来立法院质询提案,“国立编译馆拟靠钱穆先生声望,将讽毁武圣岳飞作品,作大学用书出版,动摇国本……。”命令馆长随教育部长罗云平去立法院说明。质询之前数日,带许多资料去立法院图书馆谒见吴延环委员,详细说明《宋史要略》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无人肯审,更不会近期出版。质询日,坐在备询*员最后排硬椅子上,王馆长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员席;他有多年教学经验,对答时如在课堂,不慌不忙,质询者虽然来势汹汹,但亦不知应控以何罪,本未出版学术著作如何“动摇国本”?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选举文宣),看尽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没想到“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竟到这里来看着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不值得!心中充满愤慨和悔憾,回到馆里,即写辞呈,馆长问:“你觉得在这种局势下辞职是保持尊严?你此时离开能说明什立场呢?”他从桌上拿给封刚收到挂号信,是钱先生寄来,退还随书稿送上审查费两千四百元。纸便签上写:“无端卷入贵馆书稿舆论漩涡,甚感烦恼。兹退回审查费,今后请勿再牵涉本人意见……。”馆长说,这本书们短期内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须去对钱先生致歉,这才是负责任态度。
就这样,开始登上素书楼石阶十八年缘份。轰轰烈烈岳飞事件之后,是仍健在陶百川、黄季陆、陈立夫、王世杰等长辈,他赞成国中与高中国文教科书,以文学情操教育为主,少宣扬政治理念。至少,那时教育部长罗云平实际上是支持。在陈述编书理想时,终于有勇气面对钱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时候,常常有种沉思宁静。也是种鼓励。
从那时起,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石阶,送稿、送书、请益,去得很勤。后来钱先生知道是朱光潜老师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告诉他,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课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坐谈当年事。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枫树长得很高。九八五年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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