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
周恩来是南开校友，常到学校看张伯苓校长，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会演讲。大家最喜欢学张校长介绍他时的天津腔，“现在，我让恩（Neng）来跟你们讲话。”充满了对这位杰出学生的温情。
他顾念老校长的立场，只谈建国强身，赶走日本倭奴，成为世界上文化大国等等，似乎从未为**主义宣传。事实上，他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很多人藉由他温文儒雅、充实渊博的风格认识了**党。青年人怎会想到当z.府正规军在全力抗日的时候，他们用种种方式渗透了后方，胜利后，再由伤亡疲惫的z.府手中夺取政权，然后用大跃进、文化大g,m等极权控制稳固了政权。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轰炸最厉害的时候。高三时分到理组的傅绮珍，多年在校与我友好。她高高壮壮的个子，俊秀乐观，终日笑口常开，功课人缘都好。后来她考上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我远走川西乐山。暑假我回家，初时也见面谈谈，后来听说她与陈春明等六人与中大的一些男同学去延安了这件事当时令我非常惊诧与难过。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课外书，写墙报，办活动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这么一大步，竟然从不曾给我一点暗示，临行也没有一句告别。直到武大这读书会我才渐渐了解，傅绮珍是不可能告诉我的。她们也许早就参加读书会之类的活动，被左倾团体吸收，成为“前进份子”，而“幼稚”地痴迷文学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况赵晓兰这新交。
就在这时，校长宣布了教育部命令准备紧急时撤退到“雷马屏峨”的指示。女生宿舍人人惊慌，幸好上课时老师态度稳定：他们都是有家眷的，说大家共患难，不要怕。有几位四川本省的同学请假回家去了（学校允许补课、补考）。我们宿舍三楼有两间阁楼，因为顺着屋顶斜了一边，里面可以摆两张平床。两个小桌，只有一面有窗，另一面开着一片天窗，爱热闹的同学不喜欢住，而且低班的也轮不上。她们和我这间共享一座楼梯。有一天在楼梯上遇见历史系的李秀英，她说她的室友被未婚天接回叙永去了，说兵荒马乱的。先结婚再说。所以她那间阁楼空了一个床位，她知道我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欢迎我去与她同室。我几乎是跑步去舍监室，申请到了那个床位。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头顶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美的宫殿……
在我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