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特一边向苏珊·玛丽·海因家驶去,一边默默地想着自己的措辞,反复推敲着,琢磨着自已应该有怎样的举动——他决定自己应该采取一种表情肃然的军队式方式,就像某种海军的仪式性动作——几个世纪以来,向一个士兵的遗孀报告他在海上的死讯
不会是卡尔·海因身上的这个伤——或者说是他的尸体上的这个伤——发生在他溺亡之后？或者说,是发生在他被莫兰治安官和马丁森副治安官把渔网里的他拉上来的时候？”
贺拉斯·威利想了想。他取下眼镜,摸着自己的额头。然后再次把镜腿夹在耳后,双臂交叠在胸前。
“我不知道,”他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内尔斯。”
“你不知道头上的这个伤是发生在死前还是死后？你是这个意思吗,贺拉斯？”
“我就是这个意思,是的。”
“那么,并不是头部的这个伤,导致了卡尔·海因的死亡？”
“不是。但是——”
“没有问题了,”内尔斯·古德莫德森说道,“谢谢你,贺拉斯。我问完了。”
阿尔特·莫兰坐在公众席上,看到贺拉斯·威利受到质问,居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他还记得自己曾经受到的羞辱:夏洛克·福尔摩斯。他记得自己离开贺拉斯的办公室,在踏上米尔伦路去把死讯带给死者的妻子之前犹豫不决。
他靠在阿贝尔·马丁森的皮卡车的保险杠上,检视着那天早晨在卡尔·海因的刺网渔船上的一个缆柱上擦伤的手。然后,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黄箭口香糖——先是衬衫口袋,然后,有点儿急躁地伸进裤兜。还有两块,他已经吃掉八块了。他把一块塞进嘴里,另一块收了起来,然后一侧身坐进了阿贝尔的皮卡车驾驶座。他自己的车停在镇上靠近码头的地方,是那天早些时候他到港区去吃中饭的时候停在那儿的。驾驶着阿贝尔的车,他感觉像个傻瓜,因为这个男孩,坦白地说,一天到晚都待在这部车里。这是一部来自安纳柯蒂斯的高配置的深红色道奇车,车身上画着精细的条纹,装饰性的加长排气管就装在车厢后面——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学生气十足的车。这种皮卡车在像埃弗里特和贝灵厄姆这样的内陆城镇十分常见,小伙子们经常在足球比赛后或者在星期六的深夜开着这种车到处跑。阿尔特猜测阿贝尔·马丁森在高中时代也是个有些不安分的家伙,高中毕业之后才变得安分起来,而这辆卡车便是他曾经的那个自我的最后痕迹:因此他有些不舍得丢弃它。但是他总有一天会丢弃它的,阿尔特想,用不了多长时间。事情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