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改造的学院没有建好，在化工厂的焦黄色还没有完全遮掩住的校园里，孤立着几栋楼。报到的那天，是学生唯一一次凑全的时候，所有人抱着五颜六色的塑胶脸盆和棉被，站在荒郊野岭中只有几棵树苗的小广场上，所有人面对着食堂，食堂看起来简陋而草率。这种脸盆像纸浆做的，所有人都知道很薄脆，棉被里的填充物基本上是以草为主，所有人也都知道睡起来会干巴巴。来到这里的学生不外乎两种，一种高考成绩过低，低到跟理想的学校相去甚远，除了这里无处可去，一种是没有参加过高考，不来这里只能去城市务工，基本上也是无处可去。
我清晰记得那个抱着一堆杂草的下午，胳膊里夹着塑胶脸盆，不知所措地站在一小片广场中。很
次落榜，父亲就用他的路数送我去环卫站开车，在我看来，若此事发生，我将终生成为那最后的百分之五。
我将身着制服，坐在环卫车上，在破败不堪的马路上，大口向外吐痰。
这图景冲击太大，以至我在考试期间竟开始脱发和失眠。佝偻着背，顶着一头稀疏的乱毛，我考出了这几年来最差的成绩。
在父亲“早知如此”的眼神里，我看到几年前他在后院铲狗屎的那个下午，他只是失落地看着窗户。而母亲自一年前就鲜少说话，在我穷途末路时，她拿来一本小册子，让我去读上面宣传的野鸡大学。
我看也不看，说自己宁可去环卫站开车。
她就背对着我，我看到她颤抖的双肩和鬓间白发，就接过了册子。
“即使在那样的学校中，我也会直捣黄龙的！”离家之前，我背起自二〇〇六年考学就一直在使用的行李包，对母亲说。
说罢，二〇〇六年至今，我第一次哭了起来。那所学校的名字以黑体竖直排列在宣传册封面左侧，竭力显得不那么捉襟见肘。
就这样，父亲一脚踹翻家里自九十年代就摆在客厅的大理石桌子，助我一臂之力，我去了山化传播学院。
在城区郊外，沿着笔直的高速公路，是一片荒郊野岭，秋天之后，土地为一片残,bao的焦黄色。二〇一一年以前，这所荒郊野岭里的学校叫广播学院，之后，校园扩建，改名为山化传播学院，就是我最后要去的学校。如果调查学校前身，也就是广播学院的背景，会发现在二〇〇四年的“师生二十人殴打学校领导”，以及“从化工厂改造的教学楼引起家长的不满，要求退还学费”这两条新闻。在全国三百一十六所专科院校里，它想必也是最后的百分之五。而我以二十三岁高龄，成了山化传媒学院编导专业的大一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