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还在等待,因为我坐在绿径站的长凳上,在等待,拿着个小本子,有一只手在上面写了点什么,发明了一些时间,不像眼下这个时间表匆匆把我推向星期六,到那时也许一切便结束了,我将一个人回到地面,蜘蛛们纷纷醒来,挥起它们的螯足,乱撕乱咬,逼迫我开始下一场游戏,那时会有别的玛丽—克劳德,别的宝拉。就这样,开始了又失败,失败了再开始,像个恶性肿瘤循环往复。可今天刚刚星期四,这里是绿径地铁站,外面,夜幕降临,还有许多时间展开想象,因此后来那场景出现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在第二趟地铁里,第四节车厢,玛丽—克劳德就坐在车窗旁边的位子上,她看见了我,挺直了身体,发出一声只有我能听得见的呼唤,这呼唤声如此贴近,我飞奔而去,纵身一跃,跳上满载着乘客的车厢,在满脸怒容的乘客间推搡着,一面嘴里不断地道歉(其实谁也没指望我能道歉,也没人接受),最后,在人腿、雨伞和大包小包之间,我挤到了坐在双人座位上的玛丽—克劳德面前,她穿了身灰色大衣,靠车窗坐着,列车启动时猛地一晃,那一绺黑色秀发随之一摇,她放在双腿上的两只手也微微一颤,这就像是发出了一种呼唤,它无须挑明,却暗示着下面要发生点什么。我们互相之间不需要交谈,在玛丽—克劳德与我之间横着一堵人脸和雨伞筑成的墙,冷漠而多疑,隔着这堵墙,真的也没什么可交谈的。剩下来还有三站可以换乘,玛丽—克劳德必须在这三站中选一站,然后穿过站台,走进一条通道,或是找到一道阶梯出站——那就和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了。但这一回我绝不会去破坏规矩。地铁驶进了巴士底站,玛丽—克劳德还在那里没动,人们上上下下,她身边的座位空了出来,但我没有走过去,我不能坐在那里,我不能在她的身旁像她一样浑身颤抖着。下面的两站是赖德律—洛兰站和菲德比—沙利尼站,这两站无法换乘,玛丽—克劳德知道我是不能跟随她的,她一动没动,这样一来游戏就只能在勒伊—狄德罗站或者多梅尼站进行了,地铁驶进勒伊—狄德罗站时,我移开了目光,我不想让她知道,不想暗示她这一站不是的。地铁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她没下车,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多梅尼站只有一条线可以换乘,另一条就是走出地铁去到大街上,非白即黑,非此即彼。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玛丽—克劳德仰起脸,正视着我,我紧紧抓住座位上方的扶手,正如她能看见的,我一定脸色惨白,就和我此刻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