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着自己的隐私，我所能确定的是，她未曾公开提过与尼采的个人关系。路·莎乐美给尼采的信无一幸存，极可能全数毁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之手，她与路·莎乐美的反目，持续了一辈子。路·莎乐美的确有个弟弟耶拿，于1882年在维也纳读医科。然而，布雷尔极不可能在当年的学生讨论会中，发表安娜·欧的案例。尼采给友人兼编辑彼得·嘉斯特（PeterGast）的信（列在第十二章末），伊丽莎白给尼采的信（列在第七章末），劳森医疗中心、费雪曼以及布雷尔的连襟麦克斯，以上皆为虚构。（不过，真实世界的布雷尔的确热衷于西洋棋。）除了两个尼采的梦之外：他的父亲从坟墓中起来以及老人濒临死亡时的咕噜声，其他在本书中出现的梦，皆为虚构。
1882年，心理治疗尚未诞生，尼采当然不曾正式把他的注意力转到那个方向。然而，我在阅读尼采的过程中发现，他深切并大量地关注于自我认知与个人变迁。为了年代先后的一致性起见，我约束自己只撷取尼采在1882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AllTooHuman）、《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Medilations）、《曙光》（Dawn）与《快乐的科学》（TheGayScience）。1882年告终之后的数个月，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然而，我在小说里假设，该书的伟大思想，在小说背景的1882年，已经在尼采的心智中酝酿。
斯坦福大学宗教研究教授冯·哈维（VanHarvey），允许我旁听他卓越的尼采课程，并且接纳我参加长时间的学院讨论会，同时对我的手稿有着批判性的阅读，我从哈维教授处受惠甚深。我的哲学系同仁们，尤其是EckartForster及DagfinnFollesdal，容许我出席德国哲学与现象学的相关课程，为此，我深切感激。许多人对这份原稿给予了建议，我在此致上谢忱：MortonRose、HerbertKotz、DavidSpiegel、GertrudandGeorgeBlau、KurtSteiner、IsabelDavis、BenYalom、JosephFrank以及BarbaraBabcock与DianeMiddlebrook指导的斯坦福传记文学讲座。斯坦福大学医学史图书馆馆员BettyVadeboncoeur，对于我的研究提供了无价的帮助。书中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