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怎么可能被进一步地删减呢？”
“我不同意它无法删减，尼采教授。我想跟你探讨的，正是这个。你要知道——”
“要记住，”尼采插嘴说，“我遗传了极度敏感的神经系统。我清楚地知道，我内心深处对音乐与艺术有极其灵敏的反应。当我生平首次听到《卡门》时，我大脑里面每一个神经细胞都立刻激昂起来，我整个神经系统都在燃烧。相同的理由，一切天气与气压的微弱变化，都会激起我神经系统的强烈反应。”
“但是，”布雷尔反击道，“这种神经元的过度敏感，可能不是天生的，它本身就有可能是来自其他因素的压力作用。”
“不对，不对！”尼采强烈反对着。无奈地摇着他的头，仿佛布雷尔未曾看出重点所在。“我的重点是，照你的说法推论，过度敏感并非不受欢迎，它对我的工作是必要的。我想要敏感，我不想被我内在体验的任何部分排除在外！如果紧张是洞察力的代价，那就让这状况照旧吧！我对支付那样的代价还犹有余裕。”
布雷尔并没有回应。他不曾预料到有如此剧烈又即时的抵抗，他甚至还没有提出他的治疗计划，此外，他所准备好的论证，已被预料并捣碎。在沉默中，他寻找着一种方法来部署战略。
尼采继续着：“你看过了我的书。你了解我写作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我有智慧或学者风范，不是这样的。我的成功是因为我有胆量与意愿，将我自己与众人的慰藉分开，并且去面对强烈又邪恶的倾向。研究与学问始于怀疑，然而，怀疑在本质上就是充满了压力！只有强者能承受它。对一个思想家而言，你知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尼采并没有为了等候回答而稍作停留，“真正的问题是：我能承受多少真理？这不是你那些想要消除压力，想要过着宁静生活的病人所能做的行业。”
布雷尔没有合适的答辩，弗洛伊德的策略化成碎片。把你对他的交涉，奠基在压力的消除上，弗洛伊德的忠告是这么说的。但是，这里的这位病人坚称，他毕生的工作、他生存的理由，就是在要求压力。
布雷尔恢复了医学权威的身份，借此让自己振作起来，“我完全了解你两难的处境，尼采教授，不过先听我把话说完。如此一来，你或许会明白，在进行哲学研究的同时，有办法让自己少受些折磨。我对你的案子考虑了很多。以我多年来对偏头痛的临床经验，我曾经帮助过许多病人，我相信我可以帮助你。请让我说明一下我的治疗计划。”
尼采点点头，靠坐回他的椅子上——他应该是感到安全吧，布雷尔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