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在排版桌前忙自己的活，往第一版块上贴样张。我站在那里，与难以操纵的页面版式和粘满胶水的剪刀搏斗，索贝尔悄悄走到我身后，看上去焦躁不安。“麦凯布，在我交上去之前，”他问。“你想看看吗？”他递给我那叠手稿。
给我的第一个震惊是首页上贴了张照片，是他戴
胎，”他说。“那又怎样？”
“随你便，”我说。“你手头有很多其他材料吗？”
他耸耸肩。“有一点，我不着急。可是，我跟你说件事——我不会用太多这些垃圾的。这种闲话。谁他妈的会看这些东西？你不能把整个专栏全塞满这种垃圾。你得用些东西把它们拼在一起。我说得对不对？”
还有一次（现在他满嘴里说的只有专栏），他笑盈盈地说：“我太太说我现在变得跟以前写书时一样糟了。写，写，写。可她不在乎，”他补充道。“她对这件事真是很兴奋。她逢人便说——邻居们，所有的人。星期天她哥哥过来看她，问我这份工作怎么样——你知道，一种自以为是的口吻。我一声没吭，可是我太太高声说了：‘利昂在为报纸做一个专栏’——她详详细细跟他说了一切。伙计，你真该看看他那张脸。”
每天早上，他把前一天晚上干的活带来，一沓手写的稿子，用午饭时间把它打出来，坐在桌前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修改。每天晚上，他最后一个回家；我们走时，他一个人还心醉神迷地专心敲着打字机。芬尼不停地烦他——“索贝尔，那个特写做得怎样了？”——可他总是眯着眼、凶狠地扬起下巴，回避这个问题。“你着什么急？我会给你的。”说完他冲我眨眨眼。
交稿日那天清晨，他来上班时脸上还粘着一小块手纸；刮胡子时一紧张把脸给划破了。不过，其他方面，他看上去还是一如从前自信满满。那天早上没人打电话——截稿日我们全都在誊写、校对——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摊开定稿最后读一遍。他十分专注，竟没发现芬尼站在他手边了。“你想把那特写给我吗，索贝尔？”
索贝尔一把抓起稿件，傲慢地用前臂把它们遮起来。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芬尼，说得那么坚定，看来这两周他一定在练习：“我要把这个给克拉姆先生看。不是给你。”
芬尼气急败坏，脸扭成一团。“不，不，克拉姆先生没必要看这个，”他说。“再说，他还没来。来吧，给我。”
“你在浪费时间，芬尼，”索贝尔说，“我在等克拉姆先生。”
芬尼嘴上嘀咕着，避开索贝尔洋洋得意的目光，回到自己桌前，读《百老汇直击》进行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