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不到他会没有任何免费门票,除了看场电影或蹲在自动快餐店[5]里吃上一个肝泥香肠三明治外,他从不外出。他用业余时间撰写专栏,挣点外块——那数目,我听说是一个月五十美元。因此这是彼此满意的交易:花一笔小钱,克拉姆绝对奴役着他的受鞭伴读[6];受点小折磨,芬尼可以把剪报粘在剪贴簿上,把《劳工领袖》上的所有垃圾剪下来扔进他带家具的房间里的废纸篓里,睡前小声说个不停,直到睡着,再做个彻底自由的美梦。
不管怎样,就是这个人,可以让索贝尔为他的新闻报道中的语法问题而道歉,看着这一幕,真令人伤感。当然,也不可能永远这样。一天,它终于结束了。
那天,芬尼把索贝尔叫了过去,向他解释什么是分裂不定式[7],索贝尔蹙着眉,努力理解着。他俩都没发现克拉姆一直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听着,他盯着湿乎乎的雪茄嘴在研究,仿佛味道极差。他的办公室离这里只有几尺远。
“芬尼,”他说。“你应该去当英语老师,在高中里谋个职位。”
芬尼一惊,想把铅笔别在耳朵后面,却没注意那里已有一枝了,两枝铅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嗯,我——”他说。“我只是想我——”
“芬尼,这我不感兴趣。把铅笔捡起来,请听我说。仅供参考。我们不指望索贝尔先生是个精通文学的英国人,他该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而对此,我完全相信。我说清楚了吗?”
当索贝尔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时,脸上的表情仿佛从监狱获释归来。
从那时起,他放松下来;或者说几乎是从那时起——与这种转变牢牢粘在一起的是奥利里的帽子。
奥利里是城市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编辑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打那以后他干得很好;现在你经常能在某份晚报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那年冬天他戴着顶帽子,是那种防水布做的,雨衣店里就有得卖的帽子。这帽子并没什么特别时髦之处——实际上,它松软下垂,奥利里戴上它脸显得更小——可是,索贝尔心里一定对这顶帽子羡慕不已,把它看作记者身份的象征,或者洒脱不羁的象征,因为一天清晨,他戴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来上班,只不过是全新的。可戴在他头上比戴在奥利里头上更糟,特别是他穿着那件粗笨的外套。但他似乎很喜欢这顶帽子,为了配这顶帽子还慢慢形成了一套新的做事风格:每天上午,当他坐下来打例行电话(“我是《劳工领袖》的利昂·索贝尔……”)时,食指轻轻一弹,让帽子往后翘起;当他有采访任务要外出时,他把帽子潇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