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司要找律师。”
“我知道你的公司，”警察一边说一边把名片扔到地上，“你们这种人会为任何一个白痴辩护，只要他钱够多。”
“一点儿没错，”阿基洛夫说，头朝被扔掉的名片扬了扬，“但偶尔我们也会无偿为某些白痴辩护。”
警察不说话了。他跨过栏杆，凝视下面垃圾遍地的沙滩。从他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他正在纠结要不要跳下去，从沙滩上散布的垃圾中挑出我们的罪证。“加油啊，”阿基洛夫朝他喊，“要是够仔细，最多一个小时就找到了。如果你把它提交给法院，他们甚至能分离出我的指纹，然后你就能跑去报告你的长官，说想控告一个吸食大麻的人，这种案子可能和处理双重谋杀犯的案子稍有不同吧，但是，嗨……”“贱人。”警察脱口骂道。阿基洛夫继续说：“话说回来，执法人员骂律师，比袭警罪名更重一点儿哦。”她说这句话时，朝我眨眨眼。“好吧，快滚！”警察厉声道。我朝自行车走去，但阿基洛夫抓住我的手，搂住我的后背。“该滚的是你，大力水手。”她对他说，“趁我还没决定问你的信息，把你的丑态报告给内务部之前。”警察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我下意识地朝后缩了缩，但阿基洛夫抓着我的手，把我按在原地。她汗津津的手掌让我知道她其实也很紧张，这也是她唯一露馅儿的地方。警察不满地倒吸几口气，走开了。等他走得够远，她弯腰把名片捡了起来。“真讨厌，”她嘟囔道，“因为他我们浪费了半支大麻。”她老练地把名片一撕，当过滤嘴来用。“你身边带的还够再抽一顿吗？”她问。我差点“就说身边没了，但是我住得不远，我们可以去我家继续抽”，但她身上有些什么让我没法撒谎。所以我们又卷了一支，坐到漫步道的一张长椅上。她名片的三分之一被做成了过滤嘴，余下的三分之二留在了我口袋里，上面有“艾莉丝·凯斯曼，律师”的字样。
周五晚上，我去妈妈家吃晚饭。我的哥哥哈加伊也来了，还带上了他的女儿内奥米。他们刚一进门，你就能看出他们刚吵过嘴。跟我哥哥吵架并不容易。他是个始终确信自己无所不知的人。从我们出生起他就如此，他在高新技术产业上挣了大钱，这令他越发固执。即使两年前他因内奥米的母亲桑迪死于癌症受到的打击也没能软化他。内奥米现在十七岁了，是个美丽修长的姑娘，很像她已故的母亲，虽然戴着牙套，却一刻都不会流露孩子气。晚饭时，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一种永生的小型水母。这种水母成熟、配对，随后退回幼年期，周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