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的小姑娘。司机只判了入狱一年，现在我代表小姑娘的父母向他索赔两百万。他是个阿拉伯人，就是撞了小姑娘的那个，但家境很好。”“哇哦，”阿夫里一副洞悉这位科尔曼话中含义的样子，“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另一件事。我们是蒂娜的朋友。我们这次来，是想找你谈谈大麻的事儿。”“我想谈的也是大麻，”科尔曼不耐烦地说，“让我把话说完，你们就会明白了。在这起案子里，那位司机有很多家人会出庭表示支持。而去世的小姑娘那边，除了她的父母，就再没一个人到场了。而那对父母去了也只会埋头坐着，一声不吭。”阿夫里点点头，不说话了。他仍然不明就里，但不想惹恼科尔曼。“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到庭旁听，装作受害人的亲属，搅点儿乱子。把动静搞大，朝被告大叫，斥责他是凶手。可以哭叫、咒骂几句，但不要扯上种族主义，就是说些‘你这混蛋’之类的话。简要地说，他们应该感受到你们是在场的。必须让他们明白，这座城市里有人认为他被轻判了，占了便宜。你们听着可能觉得很傻，但这种事儿对法官影响极大。它会撼动法官，撼动陈旧、冰冷的法条里的卫生球，唤起法官们去对抗这个真实的世界。”“那大麻怎么说？”阿夫里继续争取。“我马上要说到这茬儿了，”科尔曼打断他，“你们帮我出庭半小时，我给你们每人十克。如果你们折腾的动静够大，甚至可以每人十五克。你们看怎么样？”“我只要一克，”我对他说，“要不你卖一克给我，我们到此为止？之后，你和阿夫里……”“卖？”科尔曼大笑，“为了钱吗？我成什么人了，毒贩子？我最多就是给各路朋友一点儿，作为小礼物。”“那就送我一份礼物，”我乞求他，“不就是该死的一克大麻吗！”“但我刚刚说什么来着？”科尔曼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我可以给。但首先，你要向我证明你是一位真朋友。”
如果不是阿夫里，我绝对不会同意，但他一刻不停地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再说我们又不是去干什么危险或犯法的活儿。吸食麻醉药物是犯法的，但朝一个碾了小姑娘的人大叫不犯法——不仅不犯法，还恪守法规呢。“谁知道，”他说，“如果现场有摄像机，我们说不定还能上夜间新闻。”“但我们假装受害者家属这事儿怎么说？”我继续说，“我是说，女孩的父母知道我们不是亲属。”“他又没让我们自称亲属，”阿夫里为科尔曼分辩道，“他只是授意我们大叫。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就坚持说自己是读了报纸上的消息，真心想过来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