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牺牲品都没有关系。倘若在知道了我所明白的道理之后，我仍不接受用数千人现在的死亡去换取上百万人今后永远的幸福，那么我就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时我们所采取的方式几乎不是这样，但在心境上我们确实就是如此。假如你为了党内的团结而忽视或篡改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那么从曾经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宣传机器的东西里产生的无边无尽的谎言又是什么呢？因此，你坚持着这份美好的事业，这股潮流一直在你身边汹涌起伏。我和琼入党的时间算是晚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就已经有些不妙了。我们不愿听到的消息在慢慢地流传开去。公开审判，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肃反运动，农民强制集体化，人口大迁移，劳动改造营，审查制度，谎言，迫害，种族灭绝……最终，你无法承受这些矛盾，你崩溃了。但你总是要慢半拍。我在56年退了党，我在53年差点就退了出去，但我其实应该在48年就走人的。可你还是坚持着。你在想，这些愿望主意都是好的，问题是错误的人在掌权，这种情况会改变的。而且，你又怎么能够让所有这些美好的事业功亏一篑呢？你告诉自己，它注定永远是艰难困苦的，实践和理论还不完全相符，要做好这些都需要时间。你告诉自己，大多数你听到的消息都是冷战造成的诽谤。再说，你怎么可能错得这么离谱呢？那么多智慧、勇敢、满心善意的人们，怎么可能都错了呢？
“要不是我曾经接受过科学的训练，我想我可能会在党内待得更久。实验室里的工作比任何事都能让你明白，歪曲事实来迎合理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这甚至不是诚不诚实的问题。它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之中——我们的观念中充斥着我们自己的欲望。一次精心设计的实验可以来防范它，但这一次却早已失控了。幻想与现实撕裂着我。匈牙利事件是最后的底线。我崩溃了。”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字斟句酌地说：“而这就是我和琼之间的区别。她比我早许多年就退党了，却从来没有崩溃，她从未把幻想和现实分开。她只是从一个乌托邦换到了另一个乌托邦而已。政治家或者女牧师，这并不重要，在本质上她是个强硬派……”
就是这些话令我顿时火冒三丈。我们正经过废墟和柏林墙之间那块仍被称作波茨坦广场的地段，成群结队的友人们在观景台的台阶和卖纪念品的凉亭周围聚集，正等待着发生些什么事情，而我们就在他们中间艰难地穿行。令我爆发的不仅仅是伯纳德的评价中那些不公正的话语，还有对交流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