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这些疑问，仿佛是对我叛离她的严厉指控。最后，她察觉到了我的躲闪逃避，我那凝重无语的沉默，便一次又一次地回来问我。后来，她想到要引诱我，便劝我和她一起玩“驶向新天地”，放弃我的历史学位。她是如此轻松乐观地相信我能回心转意。我放下满怀的书本，跑到外面的面包车上，坐在后座里暗自啜泣。我想我太了解她现在或将来的感受了：已经到了中午时分，琼仍然昏睡不醒，哈珀的离去让她移情于酒精和药片无法自拔。我本想在离开之前叫醒她的，但考虑到现在莎莉就要独立自主、自己照顾自己了，于是我便没有去打扰她。
不管是莎莉、琼、哈珀，还是兰利一家、纽金特一家或西尔维史密斯一家，他们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我把他们都抛在身后了。我心中的歉疚和叛离感都不允许我回到诺丁山去看他们，哪怕就一个周末也不行。我受不了再和小莎莉分别的情景。一想到我将自己所承受的失落与痛苦强加在了她那稚嫩的肩膀上，我的心灵更加寂寞，刚进大学时的兴奋也随之烟消云散。我变成了一个沉默抑郁的学生，一个在同龄学生当中阴沉低落的隐身人，与跟他人交往的自然天性明显格格不入。我便去寻找最近的一处家园。这一次是在牛津北区，是我那如生父般慈祥的导师和他的妻子的家。一段时间里，我在那儿显得出类拔萃，一些人还说我很聪明。然而这也无法阻止我黯然离去。先是牛津北区，后来，在第四个学期，我又离开了母校。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处于逃离的状态——住址，工作，朋友，恋人。有时，我与某人的父母交朋友，以减轻自童年起即幽灵般缠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失落感。我会被邀入他们家，我会生龙活虎，然后，我会再度离去。
这种令人伤感的愚蠢举动以我的婚姻而告终。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娶了詹妮·崔曼为妻。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借用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话来说，爱情发动了我[13]。我拥抱生活，永久地奔向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活主动拥抱了我。我本应从自己与莎莉在一起时的经历中领悟，要想重塑一个失去的父亲，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身为人父；而去抚慰自己心中那个被遗弃的孩子，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拥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去疼他爱他。等我不再有这样的需要时，我便从我的岳父母——琼·崔曼和伯纳德·崔曼——身上寻找双亲的身影。然而，这一次没有家了。我第一次与他们碰面时，他们俩已经异国分居，彼此很少说话联系。琼在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