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见到母亲，几乎是和她住在一起。她对我们都很好。帕斯卡在她的家具上爬来爬去，像只猫似的趴在她的膝头打盹儿。
我第二次回去，是在马丁出生后为了休养身体，因为我得了极严重的贫血症，也是为了给孩子们注射疫苗。母亲筹钱让我们飞了回来。那次只有我和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待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想多吃一点那些精致的美食，也给母亲提供一次机会，让她好好了解一下她仅有的几个外孙。她领我们去了海边，来到了离佐治亚州海岸不远处大风肆虐的沙岛上。孩子们简直玩疯了。那里有堆肥堆了一半的各种花草，还有开阔的空间可以让他们疯跑，我却开始想家了，因为那片海岸有股比柯基鱼市场的腥味。我站在海岸上，穿越难以衡量的无尽空虚，朝着阿纳托尔，朝着我留在身后的非洲种种，凝神远望。
为这种事抱怨确实很可笑，但美国大多数地方竟然完全没有丝毫气味。我以前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最后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抵达后好几个星期，我老是会去揉眼睛，觉得视力变差了，又或许是听力不行了，但其实，离我而去的是嗅觉。甚至在杂货店里，在过道上被琳琅满目的食品包围着，置身于就算在刚果待上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如此多东西堆成的层层货架中间，空气里却毫无气息，只有模糊的、消了毒的空虚。我跟阿纳托尔说了这事，他当然老早就注意到了。“美国的空气是空白的。”我说，“甚至闻不出身边东西的味道，除非你直接把鼻子凑过去使劲嗅。”
“也许那就是他们不了解蒙博托的原因吧。”他这么说。
阿纳托尔获得了一笔教学实践的津贴，其他研究生说，这点数额只能算是“零头”，但这些却比随便哪一年我们俩加起来挣的都要多得多。我们再次住进了已婚学生的公寓，那是一栋胶合板公寓楼，四周松林环抱。我们年轻的邻居们唯一的话题就是这里有多么破多么差。对我和阿纳托尔而言，它却奢华得离谱。玻璃窗，每扇窗都带锁，每扇门都带两把锁。不过我们身无长物，也没什么可偷的。自来水是热的，厨房里打开龙头就有，另一个龙头就在十步之内的浴室里！
孩子们时而思乡，时而狂躁。他们对美国的有些东西胃口越来越大，这让我警惕起来。还有些事情他们觉得没什么，这些事却更让我警惕。比如，那些白人和我会讲三门语言的孩子们（他们能自如地在法语、林加拉语和英语之间切换，每种语言都会带些口音）说话时的方式，他们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却会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