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见我们家的院子里栽过一朵花，连一棵蒲公英都没有。如今，母亲的窝棚仅仅是一方耸起的屋顶，四周却围绕着如火如荼的粉色、蓝色、橙色。你得弯腰通过蓬勃的大波斯菊拱廊，还得用右臂使足了劲推开挤入人径的蜀葵，方能来到门口。没想到，母亲竟对栽花极有天赋。她自己就是一座逐渐成形的植物园。
我去看她的日子里，彼此的话从来不多。我想，或许我们俩都因这沉默而如释重负吧。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我欠她一条命，而她什么都不欠我。但我离开了她，她很伤心。对于这一切我还很不习惯。我一直是那个牺牲了生活、肢体和半个大脑来救助另一半的人，我向来如此。我习惯了傲慢地拽着自己穿过这世界，而这世界欠我的，根本无以偿付。长久以来，我都依赖着殉难所带来的舒适感。
如今，我也欠下一份无法偿付的债了。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经历了艰难险阻。母亲要将我拽出非洲，哪怕那将是她的最后一搏。我觉得那很可能是。事情是这样的：那个生意人的卡车好似锈蚀斑斑的天使降临在布隆古，他应允将我们连同他的那些香蕉一起载往利奥波德维尔。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把我们扔下了车，以便放上更多的香蕉。和沿途的一些士兵交涉之后，他确信当时在城里，水果的要价比白种女人更高。于是，我们就出了局。
我们徒步走了两天，粒米未进。入夜之后，我们就蜷缩在树林的边缘，用棕榈叶盖在身上，以免被士兵发现。第二天深夜，一辆军用卡车停在了我们身边。有个人冷不丁地把我们扔进了后车厢，我们就这样落在了膝盖、头盔和步枪中间。毫无疑问，士兵们原本是打算伤害我们的，而我浑然不觉。但母亲毛玻璃似的眼睛唬住了他们。显然，她已恶灵附体，要是这些人不想被恶灵入侵，就最好别来碰她，或我。尤其是我。所以，他们始终与我们俩保持着距离。我们沉默着，挤在卡车后部一路颠簸而去，途经几十处军事路障，最后被交给了比利时大使馆。大使馆接收了我们，等着有人想出法子该拿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医务室里待了十九天，吞下了各种各样特制的毒药，因为我们的肠子里有寄生虫，脚上、前臂上则生长着真菌，还患了比普通程度更厉害的疟疾。
后来，我们坐上了一架医院的飞机，机上全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和患病的白人。我们就这样被运走了。飞机轰鸣着穿越漫长的黑夜，我们在黑夜中睡得像死人一般。当嗡嗡声戛然而止，我们便坐起身，像被吵醒的僵尸一般眨着眼睛。圆形的窗户外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