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可能跟着母亲离开这儿，逃离我们的所作所为呢？
可是，想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我又怎么能待得下去呢？
我们没能在第二天到达布隆古。第三天，我们都发了热，身体最终向蚊子的强势攻击缴械投降。在这里度过了那么多个月，我一直以为疟疾只是一个偷偷摸摸的敌人，但如今它在我身上落定，真实得不能再真实。我能感觉到毒液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犹如厚重的、遭玷污的蜂蜜。我想它应该是黄色的。起初，我十分恐惧，因寒冷和失措的心跳而战栗。仿佛毒液正在我的胸腔里升腾而起，我的心却在下沉。但即便我能用语言将这种恐惧形容出来，也没人来听我说这些。我们头上的雨水将所有的声音都冲刷得一干二净。我们不停地走啊走啊，径直穿越疲惫，远远地超越疲惫。于是最终，我抵达了那种奇异的、迟缓的平静。当我的身体在忽冷忽热中辗转交替，我想象着蜂蜜色的寄生虫正在我金色的器官里大摆宴席。当我发现自己的脸孔似火炉般滚烫，我竟开心地用脸来暖我冻僵的双手。雨水犹如寒冰，鞭笞着我的胳膊。树木燃烧起来，笼在粉色的光晕里，抚慰着我的双眼。我在泥地里弄丢了一只鞋子，也顾不上管了。然后，我又弄丢了另一只。我的双腿在我身下怪异地扭曲起来。到了某一时刻，我只觉得一阵难以抵御的虚空袭来，就躺倒在树下，催促母亲和其他人继续前行，别管我。
我对自己怎么来到布隆古毫无印象，据说是被几个男人放在小木板上抬过去的。当时那些人正好从丛林的营地里出来。旱季期间，他们就在那儿制木炭。我这条命是他们捡回来的。很遗憾的是，我连一张脸、一个声音，甚至他们抬着我时的步伐节奏，都记不起来了。我担心自己当时对他们不太礼貌，像露丝·梅那样骂脏话。她得了疟疾发烧后总说胡话，有时就会那样。我想我再也不会知道当时的情况了。
那时的布隆古就是一个兴奋的旋涡。我是逐渐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还以为这定然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我们不太可能成为庆典的原因”这个念头并未出现在我脑中，因为我被太多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环绕着，比如，男人们敲着鼓，头戴棕榈叶冠跳舞，那叶冠就像从他们的脑袋上发出的芽苗。女人们则头插长长的粉红色羽毛，顺着她们的背脊拖垂下来。埃本·阿克塞尔罗特的飞机降落在波浪般起伏的粉色草地上，机翼周围环绕着舞动的火焰。后来，我们待在了某人的房子里。在那漆黑的避难所中，我看见阿克塞尔罗特变了，变得很怪异。安德伍德罐头上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