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揭示这种关联的机会。但帕斯卡的牙齿很有劲，也很白，所以我也决定试一试。
母亲不在的时候，我就邀请帕斯卡来我们家的灶间玩。我们在弥漫着香蕉味的黑暗中潜行，打量着木柜台上方的墙面——母亲把杂志上撕下来的图片都用大头钉钉在上面。我觉得，这些家庭主妇、儿童、香烟广告上的帅气男人就是她的伴侣，如果主有机会引领父亲来到灶间，他肯定见不得这些画。但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母亲还在那儿钉了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相片。在这一片昏暗之中，总统球茎似的苍白脑袋犹如电灯泡般闪着白光。艾克就是我们的电！但帕斯卡总是对掏摸面粉袋更感兴趣，他有时候能掏出一小把雀巢奶粉。我觉得那东西让人恶心，他却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好像那就是糖。
作为对初次品尝奶粉的回报，帕斯卡带我去看了一棵树，我们可以爬上去找鸟窝。我们掂量过那些粉嫩的雏鸟后，他就抓起一只塞进嘴里，吃枣子似的嚼了起来。他好像很享受，还抓了只雏鸟给我，打手势让我也吃。我很清楚他什么意思，但我拒绝了。看起来他不像是失望到要把那一整窝雏鸟全都吃下去。
有天下午，帕斯卡向我展示了怎么搭一座六英寸高的房子。他蹲在番石榴树荫底下，把一根根小树枝笔直地插进土里。他把小枝排成墙壁，又编篮子似的用一条条树皮在四周裹了一圈。他朝尘土吐唾沫，弄成红色的烂泥，再拍到墙上，直到把墙壁全部盖住。最后，他郑重其事地用牙齿把棕榈叶的两端咬掉，做成屋顶。搭完后，他蹲在脚后跟上，皱着眉头热切地瞅着自己的作品。我意识到，帕斯卡的这栋小房子和他住的那栋房子，无论材质还是设计都一模一样。只是大小上有差别。
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玩的游戏“妈妈，我可以走吗”“捉迷藏”和他玩的“找食物”“辨认毒木”“造房子”有极大的差异。他是个不过八九岁的男孩。他有个妹妹，不管去哪儿都背着家里的小孩子，还要在木薯田里和母亲一起割野草。我发现，“童年”的概念以及童年应该怎样度过的设想，完全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事实上，我觉得那或多或少像是白人发明出来的，犹如裙子上的一道褶边，被强行缝缀到了成人生活的前端。生平第一次，我对父亲让我成了佐治亚州白人牧师的女儿感到愤怒。这不是我的错。我咬着嘴唇，在番石榴树下搭着自己的小房子。但与帕斯卡游刃有余的才能相比，我的双手却像海象不知所措地舞动着的白鳍一般笨拙不堪。尴尬让我满面通红，强烈的窘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