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队长说不能参加聚会,因为有匹马要下崽。我说,不是聚会赌钱,是急事。他想知道什么事。我说,等见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等我到俱乐部的时候,人都到齐了,正围着桌子听一个老服务员讲笑话。桌子上有刚出炉的热面包、黄油和果酱。老服务员一看见我就不吭声了。他岁数不小了,矮个子,很瘦。我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对服务员说:请给我一杯咖啡。等咖啡来了以后,我请他离开了。随后,我用三言两语给大家说明了目前我们所处的形势。
消防队长说,应该立即打电话给可以接收犹太人的俘虏营。我说,已经给海乌姆诺某人谈了此事。消防队长打断我的话,说道,应该跟上西里西亚集中营联系。于是,讨论就此展开。人人都有朋友的朋友,等等。我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自己安安静静地喝咖啡,把面包一分为二,抹上黄油,吃了。再把果酱抹到另外一半上,吃了。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不像战前咖啡的味道,但是好喝。吃完,喝完,我说,各种方案早就一一考虑过了;消灭希腊犹太人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我问大家:问题是如何消灭?各位想出什么办法了吗?
都在吃喝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为了打破这难堪的冷场局面,我问村长他的感冒怎么样了。他说,他想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大家都笑了,以为村长是在开玩笑呢。可他说话是认真的。后来,我们说起了土地的事情,是两个农场之间的地界问题,事情是一条小溪引起的,一夜之间,不明不白地溪流就改道了,这样一来给两个相邻的农场土地所有权造成了十多米的纠纷(说不清道不明),因为边界线就是这条可爱的小溪。我还询问了失踪土豆的装车问题。我没拿它当回事。我说,土豆会露面的。
上午过了一半,我回到了办公室。那群波兰孩子已经喝醉了,正在玩足球。
我又拖延了两天,没作决定。一个犹太人也没死。除了五支清洁队,有个秘书把犹太人又组成三支绿化队。每支队伍由十个犹太人组成;他们除去打扫村里广场之外,还清扫村里到公路之间的地块;这些地块波兰人从来没耕种过;我们德国人由于没时间和缺少劳力,也没耕种。据我回忆,我没做什么事情。
一股厌烦情绪逐渐占据了我心头。通常晚上,一回到家中,我一人吃完饭,冻得浑身发冷,目光盯着白墙壁上某个不确定的斑点。我连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都不思念,也不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消息,或者听听轻音乐。上午,常常去火车站的酒吧赌钱,似懂非懂地听听聚在那里消磨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