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问:“那另外一半怎么办呢?”
“他们要是讲互助,那就两个人合用一条毯子。成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我说。
回到办公室,我发现村里的街道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与往常一样,到了晚上从华沙犹太
一起玩起赌色子。一个从爱沙尼亚移民过来的农民盘盘皆赢。他三个儿子在前线。每赢一次,他就口中念念有词,就算不神秘,也很奇怪。他说:运气和死神是盟友。他那眼神像砍了头的绵羊,好像我们必须对他深表同情。
我想此人在村子里一定很有名气,尤其是在波兰妇女中间;她们肯定不会担心一个有三个儿子在前线的老光棍、一个据我所知相当俗气,但绝对不吝啬的老农,会时不时地给女人们送吃的、穿的,来换取她们去他家过上一夜。整个就是浪荡汉。赌了这一局之后,我告别了在场的人们,回办公室去了。
我再次呼叫海乌姆诺。但电话不通。有个秘书告诉我,柏林希腊事务局建议他给总部的党卫军司令部打电话。这是个相当愚蠢的建议,因为尽管我们这村庄和地区(包括村庄和农场)距离总部不远,但实际上,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我们属于日耳曼行政区。那怎么办啊?我想那天我为这事已经花去太多时间了,要集中精力办别的事情了。
回家前,有人从火车站打来电话。那趟车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说:再耐心等等吧。可我心里想的是,那趟车永远也回不去了。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雪了。
第二天,清早起床,去村里俱乐部吃早点。餐桌都是空的。过了一会儿,我的两个秘书衣冠楚楚,梳洗得干干净净地出现了。他俩告诉我:那一夜,又有两个犹太人死了。我问:怎么死的?他俩不知道。就知道是病死的。这一回,不是老人,而是一个年轻妇女和她大约八个月大的儿子。
我感到垂头丧气,有好几秒的工夫,我注视着咖啡黑色、平静的表面。我说,也许是冻死的吧。那天夜里下了雪。秘书们说:有这可能性。我觉得周围的一切在天旋地转。
我说:“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住处吧!”
秘书们吃惊地问道:“什么住处?”
“犹太人的住处。”我已经站起来,准备向门口走去。
不出我所料,老皮革厂的状况糟糕之极。连站岗的警察都在抱怨。我的秘书说,晚上很冷,轮班的人也不守时。我对秘书说,轮班的事找警察局长商量,给警察毯子。当然,也要给犹太人。秘书悄悄说,很难找到那么多毯子给大家。我说,你试试吧。至少有一半犹太人能有毯子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