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说:“不够分。”
我说:“总要解决一下的。”
秘书说:“试试吧。可今天不行了。明天吧。”
这口气让我感到非常不快。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我试着重新聚精会神到工作上来,可是不行。我走到窗前看看。醉
“梅内特先生,要是哪个小孩骂我的工人,您就开枪!”我声音很大,故意让大家都听见。
梅内特先生说:“没问题,阁下!”
我大声喊道:“听清楚没有?”
“很清楚,阁下。”
“随便开枪!随便开枪!明白吗?梅内特先生!”
副本的,可是丢失了。我命令秘书:一定要找到副本。另外一个秘书带回来的消息是,村长病了,卧床休息呢。
我问:“严重吗?”
秘书说:“是感冒。”
我说:“让他起床,来见我!”
等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开始想自己可怜的老婆——她躺在床上,屋子里拉着窗帘;想到这里,我紧张起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因为要是我坐着不动,那有得脑血栓的危险。这时,我看见扫地的队伍再次出现在大街上——那里理所应当是干净的啊;时光在重复的感觉突然把我给吓瘫了。
“很明白,阁下。”
随后,我关上窗户,继续办公。宣传部来了一份通知,我看了还没五分钟,又一个秘书进来告诉我,面包已经交给犹太人了,但是不够分配。另外,在监督他们分发面包时,发现又死了两个人。我吃惊地重复道:死了两个犹太人?可他们都是自己走下列车的啊!秘书耸耸肩,说道:死了两个。
我说:“好啦,好啦,好啦。咱们生活在奇怪的年代,对吗?”
“是两个老人。”秘书说,“准确地说,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
“那面包呢?”我问。
但是,感谢上帝,这不是原来那批扫地的人。问题是他们彼此太像了。可是监管他们的警察换了。头一个警察又高又瘦,走路挺胸抬头。第二个又胖又矮,再说他已经大约六十岁,可看上去像七十的。那些玩足球的波兰孩子大概跟我的感觉一样,再次上了人行道,给犹太人让路。有个孩子冲着犹太人说了一句什么。我贴着窗户玻璃,估计那孩子是在骂犹太人。打开窗户,我叫那个警察。
我站在楼上喊道:“梅内特先生!梅内特先生!”
起初,那警察不知道是谁在叫他,脑袋转来转去,不知东南西北;这样子引得醉酒的孩子们哈哈大笑。
“这里,上面!梅内特先生!这里,上面!”
终于,警察看见我了,立正敬礼。犹太人停止干活,等候命令。所有醉酒的孩子们都望着我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