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块“空地”。我把全部人马都安排到那里挖坑。我要求大家挖深点，一直向下，越深越好，好像要进地狱一样。我还要求大家把坑挖得像游泳池一样。天黑以后，借助手电照明，我们才结束工作，回家。第二天，由于气候恶劣，只把二十个犹太人送进了洼地。孩子们又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了。有几个站立不稳，有几个返程时吐了。接送孩子的卡车把他们放在村中的大广场上，距离我办公室不远；很多孩子就站在广场凉亭里，互相拥抱着；与此同时，大雪下个不停；孩子们则在进行醉酒足球比赛。
第二天早晨，五个孩子有着明显的肺炎症状；其余的孩子，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人人状态不佳，难以工作。在我命令警察局长用大人替换孩子的时候，起初他显得不高兴，可是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那天下午，处理了八个犹太人。我觉得这个人数微不足道并且说出了这个意思。局长回答说：八个是八个，可感觉像八百个。我看着他的眼神，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说，等波兰孩子康复以后再说吧。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阻止厄运的追踪，它好像都不准备放过我们。两个波兰孩子死于肺炎，死前发高烧，说胡话，说的全是下雪踢足球，还有球和球员都消失在雪坑里了。为表示哀悼，我送给两位母亲一点熏肉和一筐土豆、胡萝卜。然后，等待。让雪下吧。让我的身体冻僵了吧。一天上午，我去洼地看看。那里的雪是软的，甚至太软了。有一阵工夫，我觉得踩在一层奶皮上了。走到了洼地边缘，我看看脚下，发现大自然完成了这项工作。好极了！看不见任何痕迹，只有白雪一片。后来，天气好转后，醉酒儿童的队伍又开始工作了。
我动员孩子们打起精神来。我说，他们一直干得很好，如今他们家里食物多了，还有可能更多。孩子们看着我，一言不发。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上看，有懈怠以及整个那件事在他们心里造成的不快。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更愿意在大街上酗酒和玩球。此外，在车站酒吧里，人们的话题就是俄国人要来了。有人说，华沙随时都会陷落。他们是悄悄地说这事的。但是，我听得清清楚楚。轮到我，也会窃窃私语。这是不祥之兆啊！
一天下午，有人告诉我，那些醉酒的孩子们喝得太多了，一个接一个地在雪地上精神崩溃了。我骂了那些报告的人。他们好像并不理解我的话。理解不理解都一样。一天，我问秘书还剩下多少希腊犹太人没有处理。半小时后，有个秘书送来一张图表，上面列出了详细情况，乘火车从南方到达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