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克劳德谈他德语教研室的同事们,说有个瑞士教师和诗人,整天纠缠他,让他给奖学金,说巴黎的天气(还联想大作家和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邦威尔),谈黄昏的车辆打开车灯回家去。曼努埃尔说他在绝对孤独的状态下
丽兹入睡为止。
那天夜里,在丽兹睡觉的同时,让-克劳德回忆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和曼努埃尔在一家德国饭店的房间里看一部恐怖片的情形。
那是一部日本电影。影片一开始出现了两个姑娘。一个给另一个讲故事。故事说的是有个小孩在神户度假,他想出去找小朋友玩耍,可正在这个时候电视就要放映他喜欢的节目了。于是,小孩安放了一盘录像带,准备录制节目,然后就上街去了。问题是这个孩子是东京人;在东京,他喜欢的这个节目在34频道,可在同一时间神户的34频道是空闲的,也就是说,频道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黑屏。
可是等孩子从街上回来时,在电视机前一坐,打开录像带,里面没有他喜欢的节目,却看见一个女人,脸色苍白,说他要死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孩子接了,听见还是那女人在问他是不是以为那是玩笑。一周后,有人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尸体。
所有这一切都由那个姑娘说给另外一个姑娘听。她讲出来的每句话好像都笑得要死。而听故事的姑娘吓得要死。但讲故事的姑娘给人的印象是似乎随时都会笑得在地上打滚。
于是,让-克劳德记得曼努埃尔说,讲故事的是个二流心理医生,听故事的是个白痴;曼努埃尔说,假如听故事的别哭丧着脸、做出要死要活的样子,而是命令讲故事的住嘴,影片也许算是好的。命令的时候别文质彬彬,而是端出女强人的架势:“住嘴!婊子养的!你他妈笑什么?讲个死孩子的故事你还来劲了?你个想着大鸡巴的傻逼,讲个死孩子的故事就来高潮了吗?”
就是这类事情。让-克劳德还想起曼努埃尔说话时那股冲动劲,甚至模仿讲故事的在听故事的面前应该表现出的嗓门和举止;还记得曼努埃尔认为,应该关上电视,回各自房间之前先去酒吧喝一杯。他还记得自己对曼努埃尔很有好感,这种感情让他回忆起少年生活,那种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乡下的黄昏。
在那一周里,丽兹的固定电话每天下午要响三四次;手机每天上午响两三次。来电话的人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虽然这两位都拿研究阿琴波尔迪当借口,可这借口用不了一分钟就完了,然后两位教授直接转向心里真正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