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孩子正困惑地看着母亲的那群面色阴郁的客人们到来。
后来，我们睡着了。当我们醒来时，已是将近一个小时以后，我们也饿了。我们穿着睡衣走进厨房，乱翻了一通冰箱，发现还需要找一些人来陪伴我们。克拉莉莎去打电话了。感情上的安慰，性，家，酒，食物，社会——我们需要重树我们的整个世界。不到半小时，我们就与朋友托尼和安娜·布鲁斯坐在了一起，吃着一份我订购的泰国外卖，一起诉说着我们的故事。我们夫唱妇随地讲着，沿着事件的脉络铺陈下去；有时听的人插进话来想打断我们，但我们还是继续说下去；而另一些时候，我们会退让一步，让他们接过话匣子；还有些时候，我们一起开口议论纷纷。不过总的来说，我们的故事听上去越来越连贯一致。它有了具体的轮廓，现在正从一处安全的场所被讲述出来。我看着朋友们，在听我们讲故事的过程中，他们那机警聪慧的面庞变得黯淡下去。他们受到的震动只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惊悸的缩影，更像是出于善意而好心模仿出来的情绪。正因如此，我们禁不住诱惑，开始添油加醋夸大其词，仿佛用一根绳索将横亘在真实经历与奇闻异事中间、使之泾渭分明的深壑连通，将它们串在一起。在以后的几天甚至几周里，我和克拉莉莎将我们的故事复述了许多遍，讲给我们的朋友们、同事们和家人们听。我发现我一直说着同样的话，用着同样的形容词，按着同样的顺序来描述。我们根本不用再次经历，甚至根本不需要重新回忆，就可以去一一描述发生的所有事件了。
凌晨一点钟，托尼和安娜告别了我们。当我送完他们回来时，我发现克拉莉莎正在浏览一些教学讲义。当然，她的休假已经结束了。明天是星期一，她要去上课了。我走进书房，翻看那本内容早已谙熟的日记——两场会晤，一篇下午五点钟之前要完成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安然渡过这场灾难。我们彼此拥有，还有为数众多的老朋友们的支持。我们渴望也需要投入到有趣的工作中去。我站在台灯的灯光下，盯着差不多半打杂乱堆积、尚未回复的信件，感觉自己终因它们而放下心来。
我们又聊了半个小时，只因为太累，已没力气爬上床睡觉。两点，我们终于睡着了。灯关上才五分钟，电话铃就响了，把我从蒙眬的睡意中拉了回来。
我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这一点我敢肯定。他说：“是乔吗？”我没有回答。我已经听出了这个声音。他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我也感觉到了，我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