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帕里正盯着我，那张皮包骨似的瘦长面孔被一种痛苦而疑惑的表情深深锁住。他看上去很可怜，就像一条即将挨打的狗。我的视线和这个陌生人清澈灰蓝的眼眸相遇，刹时间，我感觉自己可以将他融进这股沾沾自喜的心灵暖流之中：我还活着。我甚至想去安慰性地拍抚他的肩头。屏幕上，我的思想显示：这个人吓坏了。他想让我帮助他。
如果我早知道这个眼神在当时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他后来将如何理解它并通过它建立起一个精神生活世界的话，我绝不会如此热情。在他那带有一丝疑问的痛苦眼神中，孕育着一粒我完全没注意到的感情萌芽。我所感觉到的那种愉快的冷静，其实只是我身处惊悸之中的征兆。我朝帕里友好地点点头，忽略了我身后的克拉莉莎——我是一个大忙人，要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用一种自认为低沉而令人安心的口吻对他说：“没事了。”
这句冠冕堂皇的谎言在我的肋骨间回荡，令我感到舒适无比，我几乎又把它说了一遍。也许我的确这么做了。我是自洛根坠地后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我把手伸进裤兜，摸索一切可以在这时拿出来的东西，一只手机。年轻人的眼睛微微睁大，我把这看作是对我的敬佩，不管怎么说，起码当我把那个高密度的小钢板拿在手心并用大拇指摁下999[1]的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全副武装，能力非凡，联系广泛。当紧急事务处理电话接通时，我叫了警察和救护车，清晰简洁地描述了这场事故、搭载着孩子飘走的气球、我们的方位以及到达这里的捷径。这是我唯一可以用来遏制自己兴奋的事情。我想大声叫喊些什么——指令、劝慰或者含糊的元音字母。我的嗓音尖锐，语速很快，也许我显得很高兴。
当我挂掉电话时，约瑟夫·莱西说：“他不需要救护车了。”
格林从他的脚踝上抬起视线。“他们需要用救护车把他运走。”
这下我想起来了。当然。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找点事情做做嘛。此时的我狂乱不已，正想打架、跑步、跳舞，随便什么都行。“他可能还没死，”我说，“总会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得下去看看。”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腿在颤抖。我想要健步下坡，但我不敢确定自己能否保持平衡。上坡也许会好一些。我对帕里说：“你也来。”我本来是想提个建议，但话说出口却成了一个请求，我需要他这么做。他看着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每一个细节，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个字都被他捕捉、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