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说起他在合作社的工作。他说：我不是。当然不是。对吗？我说：对。接着，我俩换到别的酒吧去。路上，他说：明天。我知道：这不是醉话，明天他会想起来的，说话算话，对吧？对。于是，我俩寻找别的话题。我说，有一次，是小时候，我被关在我们大楼的电梯里了。我说，那可真是孤独一人了。我朋友面带微笑地听着，大概心里在想：嘿，你怎么这么傻。在首都待了那么多年、念了那么多书、研究和教授了那么多学问，都干什么用了？可我还是坚持说下去。我孤独一人。待了很久。至今有时我还有当时我在电梯里的感觉（很少啦，还要多少真话啊！），知道为什么吗？我朋友摇摇头，表示宁可不知道。我照样说下去：因为是小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回答。他转过身去，寻找停车的地点。他说：蠢话。明天你就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好话了。
第二天，他什么都没忘记。恰恰相反，他还记得我已经忘掉了的事情。从他说到何塞·拉米雷斯的方式看，好像是何塞的保护人。我记得那天夜里我俩打扮成要寻花问柳的样子：他穿上一件栗色灯芯绒夹克，我穿上一件打算去郊外旅行穿的皮夹克。
先是在市中心走了一圈，喝了两次威士忌，是个散发着润肤膏气味的场所。后来，我俩直奔何塞·拉米雷斯常去的地方。我俩到了两处吵吵闹闹的咖啡馆、自助餐饭馆（打算吃饭，尽管不饿）和一家名叫“天空”的酒家。没有半点何塞的身影。
就在我俩以为这一宿白白浪费的时候（奇怪的是我俩一直没说话），我俩看见了何塞，或者是猜出来何塞正走在一条光线昏暗的街道上。我朋友按按喇叭，来了一个大胆的转弯动作。何塞站在街角静静地等着我俩呢。我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我朋友从我上方探出头去，请他上车。何塞没说话就上了车。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我记得是愉快的。不假思索地说是愉快的。好像我俩是在给这位小伙子过生日。我俩像是他的父辈人物。我俩像是在为他拉皮条。我俩像是在为一个难以理解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当保镖的伤心白人。我们哈哈笑。我们喝酒，大笑。没人敢过来嘲笑我们，因为即使我朋友不杀人，我也会动手的。
我俩听何塞·拉米雷斯讲故事或者是故事的片断。故事让我朋友很兴奋；过了开头困惑的几分钟，我也兴奋起来了。但是，后来，随着到了下半夜（坡的诗歌里说是“夜幕陌生的一面”），故事逐渐模糊起来了，仿佛何塞的话语在我俩的记忆中无依无靠，因此几乎记不得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