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看着他俩做游戏。两个孩子说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有时候,他看见他俩停止游戏,去田野上转悠,好像突然之间变成了梦游患者。他高声招呼他俩回来。有时,他俩假装没听见,继续往前走,直到他看不见为止。有时,他俩回头冲他微笑。
我吃惊地问“小眼”:你在印度逗留了多长时间呢?
“小眼”说,一年半。但准确的时间他也不知道。
一次,他那位巴黎的朋友到了那个村庄。“小眼”说,他还对我有感情呢,虽说我不在巴黎期间他已经跟雷诺公司的一个阿尔及利亚机械师同居了。“小眼”说完这话就笑了。我也笑了。“小眼”说,一切都太令人伤心了。他朋友是乘坐一辆布满尘土的出租车进入村子的。那时,那两个男孩在干燥的灌木丛中追一个小虫。清风似乎送来了或好或坏的消息。
不管那位法国朋友如何苦苦相劝,“小眼”就是没回巴黎。数月后,“小眼”收到了法国朋友一封信,告诉他:印度警察已经不再追捕他了。看来那家妓院的人也没有报警。这消息没能阻止“小眼”不再做噩梦,只是梦中追捕和嘲笑他的那些人物改头换面了而已:不再是警察,而变成了那位去势的神灵宗派的打手。“小眼”说,最后的结果更加可怕,不过我早就习惯于噩梦了,总是可以这样、那样地知道:这是梦里,不是现实。
后来,瘟疫进村了。那两个男孩都死了。“小眼”说,我也想死,可命不该绝。
“小眼”养病的地方是座每天都在让雨水毁坏的茅屋,痊愈后,他离开了那座村庄,又回到了原来认识两个孩子的城市。他稍稍有些吃惊地发现:那座城市并不像他想的那么遥远,他们三人的逃跑路线是螺旋式的,返城就快多了。他回到城里的当天下午就去了那家阉割男孩的妓院。那里的房间已经变成了一家又一家拥挤在一起的住所。他记忆中空空荡荡、凄凄惨惨的过道里,如今云集着还几乎不会走路的娃娃以及无法动弹和匍匐在地的老人了。这景象简直像天堂!
当天夜里,一回到旅馆他就流泪不止,为两个死去的男孩哭泣,为那些不曾相识的被阉割的男孩哭泣,为自己失去的青春岁月哭泣,为一切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哭泣,为英年早逝的年轻人哭泣,为保卫阿连德的斗士们哭泣,为害怕保卫阿连德而战的人哭泣,接着,他给巴黎那位朋友打电话。现在,这位法国朋友与一位保加利亚前举重选手同居了。“小眼”请法国朋友寄一张机票和一点支付旅馆费用的钱过来。
法国朋友说:行。当然。马上就办。还问“小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