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过来的样子、站立的姿势、从较远的地方发表看法的样子，还带着些许哀愁，让我联想到、一个没有面孔的，或者是一个脸隐没在阴影中的“小眼”，但精气神还是他的，或者还记得他某个动作——一种几乎是抽象出来的本质，里面容不下安静。
岁月过去了。过去了好多年。有些朋友去世了。我结了婚，有了儿子，出了几本书。一次，我不得不去一趟柏林。最后一夜了，与海因里希·冯·贝伦贝格和他一家人共进晚餐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之前都是海因里希每天夜里开车送我回旅馆）。在没到达旅馆前，我要司机停车，因为我想散散步。出租车司机（一位上了年纪的亚洲人，正在听贝多芬的音乐）在距离旅馆有五条街之遥的地方停了车。街上行人已经不多了，但时间并不太晚。我穿过了一座广场。
“小眼”坐在一条长凳上。起初，我没认出他来。是他喊住了我。他叫我的名字，然后问我：你好啊。于是，我才转身。瞅了他好一会儿，不知他是谁。“小眼”仍然坐在长凳上，瞅瞅我，瞅瞅地面，或者是瞅瞅两侧、柏林这座小广场周围的大树以及身边的树影，其关注的程度超过对我的注意（这是我的感觉）。我回身朝他走去，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毛里西奥·席尔瓦。我问：是智利人？
吗？他点点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看见他的笑容。
那天夜里，我俩差不多聊到天亮。几年前“小眼”就住在柏林了。那里能找到整宿开门的酒吧。我问他生活如何。他大致给我描绘了一下自由摄影师的经历。他早就在巴黎、米兰买下了房子，如今又在柏林买下了存放图书的简易房——长期闲置不住。直到我俩迈进第一间酒吧的门后，我才看出来他的变化有多大。他瘦多了，头发已经花白，满脸皱纹。我发现他的酒量可比在墨西哥大多了。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当然了，我俩的相逢也绝非偶然。我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报刊上了。“小眼”看到过，或者是什么人告诉他：你有个同胞在举行讲座或者报告会，而他不能参加，于是打电话问主办单位。这样就拿到了我住的旅馆地址。他说，我在小广场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消磨时间，盼望着我的出现。
我笑了。心里想，重新见到他是一件喜事。“小眼”还是那副怪模样，但是可以亲近，不是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人，是那种你可以在晚上随时随地跟他说“再见”、他跟你说“晚安”的人，绝对不会责怪你，不会骂你。他是一种有理想、生活简朴、和蔼可亲的智利人，是楷模，这种人在智利可从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