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看法对他来说一文不值；我也第一次开诚布公，直言相告。我建议修改，告诉他：应该学一学写作，问他杂志社里有没有文字编辑。
走出他家后，我和墨西哥女子哈哈笑个不停。就在那个星期里，我和她分手了。她去了罗马。我在巴塞罗那又待了一年。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丝毫不知道恩里克的情况。说真的，我想我把他给忘了。那时，我住在赫罗纳一个村庄的外面，陪伴我的只有一条母狗、五只猫，几乎没见过任何一位老熟人，当然偶尔也有什么人在我家落脚，但是，没有超过两天一夜的。不管是谁来，总是谈谈巴塞罗那的朋友、墨西哥的朋友，据我的回忆，从来没人跟我说起过。我每天只进村一次，由母狗陪伴，去买食物，看看信箱，因为那里面常常有我姐姐从变化巨大、难以辨认的墨西哥城寄来的信件。其余的信件非常分散，是南美诗人写的，他们迷失在南美洲各地，我和他们的书信往来是不定期的，内容介于,bao躁和痛苦之间，忠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些人的真实面貌——不再年轻，开始接受理想破灭的事实。
但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怪信。实际上不能说是信。在两页白卡纸上印着请柬，是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在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首发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我没有出席；有人在请柬上画了一些草图，旁边写了一些如下的数字：
3860+429777-469993？+51179-588904+966-39146+498207856
当然，这封信没有署名。显然，这位匿名信作者参加了我长篇小说的首发式。我当然不打算去破译这些数字：但显而易见的这是由八个字组成的一句话，作者应该是我的某位朋友。也许除去旁边的草图，内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草图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一座房子旁边有一棵树，一条分岔的河流，一座桥，一座大山或者小山，一个山洞。一侧有个原始的航海罗盘指示南北。路旁，与大山（我最后判定应是大山）和山洞相反的方向，一个箭头指向通往安普尔丹地区一座村庄的路。
那天夜里，我在做饭时，忽然明白了：这封信肯定是写的。我想像着他在出版社酒会上的样子：与我的一些朋友聊天（其中某人肯定给了他我邮箱的号码）；他严厉批评我的小说，手里端着一杯酒走过来走过去，跟大家打招呼，高声询问我是否出席酒会。我觉得他口气里有股蔑视的意味。我认为我是把那件遥远的事件、把我排斥在《白绳》之外一事联想起来了。
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