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日子里他想起克雷莫夫说
他老同志巴格良诺夫事。巴格良诺夫原是军事检察院侦讯长，
九三七年被捕，在九三九年短短别里耶夫自由化时期从劳改营里放出来，回到莫斯科。
克雷莫夫说
说巴格良诺夫那天夜里怎样从车站径直来，到他家，穿着破衬衣、破裤子，口袋里装着劳改营释放证。那天夜里他说不少热爱自由话，同情所有劳改营里人，准备今后做个养蜂人和园林工作者。
但是，他生活渐渐恢复原来样子，他腔调也渐渐变。
克雷莫夫笑着说说巴格良诺夫思想怎样渐渐地、步步地变化。不久，他军装发还给他，这个时期他想法还是符合自由主义观点，不过他已经不像丹东那样义正词严地揭露残酷事。
可是终于他劳改营释放证换成莫斯科
军攻势不断扩展。维克托现在觉得，把自己生活必然变化同战争必然进程，同人民、军队、国家胜利联系在起，是很简单、很容易。
但是他明白，不是那
简单，不能简单地嘲笑自己心只想看到“这儿是斯大林，那儿也是斯大林，斯大林万岁”这种简单明情形。
本来他认为，行政领导人和党活动家们就是在自己家里天天谈也是干部纯洁问题，天天用红笔批文件，对自己老婆朗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连做梦也要梦到暂行条例和必守法令。
维克托却下子又看到这些人带有人情味另面。
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原来是个喜欢钓鱼人，战前他常常和妻子、儿子起坐小船在乌拉尔些河上游玩。
“嘿，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黎明时候上河边去，露水亮晶晶，河边沙子凉丝丝，把钓丝抖搂开来，河水还是郁郁，毫无声息，等着你垂钓……真是人生莫大乐事。等战争结束，
吸收你参加钓鱼协会。”
科甫琴科有次和维克托谈起儿科疾病。使维克托吃惊是，他知道许多治疗佝偻病和咽峡炎方法。原来，他除有两个亲生儿子以外，还收养个西班牙孩子。西班牙孩子常常生病，他常常自己给孩子治病。
甚至没有什人情味斯维琴也对维克托说起他搜集些仙人掌，甚至在寒冷九四年冬天都没有冻死。
维克托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
当然维克托在内心深处也明白这些变化是怎回事儿，知道实际上什也没有变化。他不是糊涂虫，他不是犬儒主义者，他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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