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过这话之后，感到轻松
，但是他又知道，他说这番话为
是自
安慰……说来实在奇怪。当他坐在自己房间里，没人理睬，又怕房管员又怕票证处姑娘时候，他头脑里想是人生、真理、自由、上帝……那时候谁也不需要他，电话铃
连几个星期都不响，熟人在街上碰见都不和他打招呼。可是现在，当几十个人在等着他，又给他写信，又给他打电话，小汽车喇叭在窗外轻轻响着时候，他却再也摆脱不些空泛无聊想法、卑微烦恼、庸人担心。不是担心说错话，就是担心笑得不是地方，总是有些微乎其微、庸俗无聊想法伴随着他。
在斯大林打过电话之后，有段时间他觉得他今后可以完全不必害怕。可是结果他还是在害怕，只是这害怕不同，不再是平民害怕，而是贵族—可以坐汽车，可以往克里姆林宫打电话，但害怕还是害怕。
对别人学术成就抱嫉妒、运动员式态度—原来似乎是不可能，现在变成很自然事。他在担心：别人会不会超过他，会不会纠正他错误？
他不太愿意和契贝任交谈，似乎没有力量进行长久、花费力气谈话。他还是把科学对国家依赖关系想象得太简单。因为他确实是自由嘛：现在谁也不认为他理论体系是学究式毫无意义东西。现在谁也不敢扼杀他理论体系
打电话吧。另外，可能又要乘飞机上乌拉尔去。”
“要去很久吗？”
“不。只待两三天。”
他急着要走，今天是很重要天。
他研究很重要，许多事情很重要，都是国家事情，但他个人思想似乎被反比例定律支配着，是渺小、卑微、微不足道。
叶尼娅临走时候，请求姐姐常到库兹涅茨桥去看看，送给克雷莫夫二百卢布。
“柳德米拉，”他说，“你应该把叶尼娅叫你转交钱送去，可能你已经错过接待日期。”
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在为克雷莫夫和叶尼娅操心。他说这话，是因为他想到，柳德米拉这样不重视所托，可能会促使叶尼娅很快地再上莫斯科来。叶尼娅再来莫斯科，就要开始写申诉书，写信，打电话，把维克托家变成在监狱和检察院活动基地。
维克托明白，这些想法不仅是渺小、卑微，也是可鄙。他想到这里，感到不好意思，就连忙说：
“你给叶尼娅写封信，就说你和都请她上莫斯科来。也许，她现在很需要上莫斯科来，可是没有邀请，她不好意思来。你听见吗，柳德米拉？马上就给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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