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莫夫注视着她的眼神,说: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过战争,谈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仅仅谈电影,那是可笑的。当然,我说,我们不论谈什么,我们说的都是苏联爱国主义者该说的话。我们都认为,人民在党和斯大林同志领导下一定会取得胜利。总的来说,问的问题还不是带有敌意的。但是过了几天,我担心起来,简直睡不着觉。我仿佛觉得,维克托出了什么事情。而且,马季亚罗夫又出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上古比雪夫的师范学院去,有十天了。这儿的学生等着他上课,可是不见他回来,系主任往古比雪夫发了电报,可是没有回音。我夜里躺在床上,脑子里直翻腾。”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他小声说:
“真不得了,几个人在茶余酒后说说话儿,就要怀疑,就要传讯。”
“连孩子们都明白,现在战争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卡里莫夫说。
“是呀,是呀,”弗拉基米罗芙娜笑了笑,“现在连小孩子都明白了,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圣人都认为,德国人一定会胜利。”
卡里莫夫忽然问道:
“您一个人过日子,大概很困难吧?我看到,您是自己生炉子。”
她沉思起来,皱起眉头,就好像卡里莫夫问的问题很复杂,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卡里莫夫仔细看了看信封,忧虑地说:
“走了九天。”
他沉思起来,似乎信走得慢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据说,这是因为检查,”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天天信很多,无法及时检查。”
他用好看的黑眼睛朝她的脸上看了看。
她没有作声。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她,恳求她说话,因为他已经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可是她没有说话,于是卡里莫夫觉得,她没有说话是要让他明白:他没有把话全说出来。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没有作声。
“哦,我忘了,还有呢,”他说,“他,也就是那个同志,还问:‘你们谈过言论自由的问题吗?’是的,谈过
“您是来问我生炉子是不是困难的吗?”
他摇了几下头,后来沉默了很久,一面看着放在桌上的两只手。
“最近把我传了去,询问我们在这儿聚会和谈话的情形。”
她说:
“那您干吗不说?干吗要说什么炉子?”
“这么说,他们在那儿一切顺利,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您的气色很不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您一副病容。”
他就像否认别人的责难似的,急忙说:
“您说的不对!恰恰相反!”
他们谈起前方的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