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见他来了，十分高兴，请他一块儿喝用野蔷薇煮的开水。
“您收到莫斯科来信很久了吗？”卡里莫夫问道。
“才三天。”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并且笑了笑，“我是想问问，从莫斯科来一封信走多久？”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都不顺心……但就连死亡和痛苦都没有消除柳德米拉和维克托之间的隔阂，让他们亲密起来。
晚上，她给叶尼娅写了一封信：“我的好孩子……”可是到了夜里，她为叶尼娅难过起来：真是一个可怜的丫头，她现在日子过得多么不安宁，今后会怎么样呀。
维克托的妈妈，索菲亚·列文顿，谢廖沙……契诃夫是怎么写的：“米修斯，你在哪儿呀？”[3]
“到十月g,m节要把鹅杀了。”谢苗·伊凡诺维奇说。
“我拿土豆喂鹅，为的是把鹅杀了吗？”尼娜说。“你听我说，等老婆子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地板要烂了。”
他们总是谈这样那样的东西，他们生活的天地里充满了东西。在这个天地里没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铅丹、米、钞票。他们是勤劳而诚实的人，所有的邻居都说，尼娜和谢苗·伊凡诺维奇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一文钱。但是他们既不关心一九二一年伏尔加地区的饥饿，也不关心医院里的伤兵、瞎眼的残疾人、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
他们和弗拉基米罗芙娜截然不同。他们对人、对共同事业、对别人的痛苦的冷漠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她却常常想着别人，为别人操心，常常因为一些跟自己、跟家里人无关的事情十分愤怒，或者非常高兴……普遍集体化时期的事、一九三七年的事、因为丈夫而进劳改营的一些妇女的遭遇、进入收容所和保育院的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遭遇、德国人杀害俘虏、军事上的挫折和失利，这一切都使她十分痛苦，使她不得安宁，就像她自己家里遭遇了不幸。
她这一点，不是她读过的好书教她的，也不是生活、朋友、丈夫教她的，也不是来自她出身的民意党人家庭的传统。她就是这样，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她没有钱，到发工资还有六天。她没有东西吃。她的全部财产可以用一块手帕包起来。但是她在喀山，一次也没有想过在斯大林格勒的住宅里被烧掉的东西，没有想过家具、钢琴、茶具、丢掉的羹匙和叉子。她甚至也没有心疼被烧掉的书。
而且，她竟远离思念着她的亲人，跟志趣迥异的人住在一座房子里，这也有点儿奇怪。
在收到亲人来信之后的第三天，卡里莫夫来找弗拉基米罗芙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