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就打那些不要脸的家伙的嘴巴，”柳德米拉说，“一会儿管你叫科学的希望，一会儿照你吐唾沫。叶尼娅，你什么时候上库兹涅茨桥？”
“四点钟。”
“我给你做午饭，吃了再去。”
“今天咱们午饭吃什么？”维克托说。又笑着补充说：“两位女同胞，你们可知道，我对你们有什么要求？”
“知道，知道。你是想干你的事情。”柳德米拉说着，站了起来。
还可以到中学里去教化学。”
“别墅不会再让住了。”叶尼娅说。
“难道你们不明白，尼古拉什么罪也没有？”维克托说。“不是那种人。”
他们面对棋盘坐着，看着棋子，看着只走了一步的唯一的一个小卒，说着话儿。
“叶尼娅，好妹妹，”维克托说，“你是凭良心行事。要知道，这是一个人最可贵的东西。我不知道生活会带给你什么，但我相信，你现在所作所为对得起良心。我们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所作所为不凭良心。我们说的，不是我们所想的。感觉是一样，做的却是另一样。你该记得，托尔斯泰说到死刑，说过：‘我不能沉默！’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处死成千上万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却沉默。沉默还算好的呢！还有不少人闹闹哄哄大加赞扬呢。在普遍集体化的可怖时期，我们也沉默。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凭良心行事，会感到十分幸福的。我替你高兴。你是凭良心行事的。”
“要是别人，在这样的日子，早气得发疯了。”叶尼娅说。
“这是我的软弱，不是刚强，”维克托说，“昨天契贝任和我谈了很多科学上的问题。可是我另有看法，另有一种观点。就像托尔斯泰那样：他怀疑，感到苦恼，
“维克托，你不要像佛陀一样说教了，不要把糊涂人弄得更糊涂，”柳德米拉说，“良心有什么用？断送自己的幸福，让一个好人痛苦，这又对克雷莫夫有什么好处？我不相信，等到把他放出来，他会有什么幸福。在他们分手的时候，他是好好儿的嘛。她的良心是对得起他的。”
叶尼娅拿起王棋，在空中转悠了几下，看了看贴在棋子底下的呢子，又放回原处。
“姐姐，”她说，“还能有什么幸福。我想的不是幸福。”
维克托看了看表。他觉得钟表的表盘很平静，长短针似乎带着睡意，十分安宁。
“这会儿他们在那儿讨论得正带劲儿呢。在拼命地批判我呢，不过我既不气，又不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