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
“不过，我们这些不能碰的人也算幸运，常规之中也有例外。也有一两个人—我说的不是自家人，如你妈妈、叶尼娅—不能碰的人对他们是可以充分信任的。不必等待他们发出允许的信号，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写信。比如契贝任！”
“你说得很对，维克托，完全正确。”柳德米拉说。她的话使他吃了一惊。不论在哪一方面，她已经很久没有承认他正确了。“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玛利亚！”
“柳德米拉！”他说。“柳德米拉！你可知道，玛利
不上来。同时，他想到自己对朋友不忠，便不知不觉为自己对朋友不忠寻找起辩护的理由。
他由于冲动，给希沙科夫写了一封完全不必要的信，要求把研究所领导的决定告诉他，并且说，因为有病，近日内不能上研究所去工作。
第二天一整天都没有听到电话机铃声。
“好吧，反正是要坐牢的。”维克托想道。他想到这一点并不觉得痛苦，似乎倒是可以得到安慰。就好比生病的人，一想到“好吧，生病就生病吧，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就能得到安慰。他对柳德米拉说：
“唯一能给咱们带来消息的人，就是叶尼娅了。虽然消息都是来自内部监狱接待室。”
“现在我相信，”柳德米拉说，“索科洛夫一定在会上发过言。要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玛利亚不来电话。她知道他发了言，不好意思打电话。不过，到白天等他去上班了，我可以给她打电话。”
“无论如何不要打！”维克托大声说。“你听着，柳德米拉，无论如何不要打！”
“我干吗要管你和索科洛夫关系如何？”柳德米拉说。“我和玛利亚有我们的关系。”
他无法给柳德米拉解释，为什么她不能给玛利亚打电话。他一想到柳德米拉不了解底细，无意中成为他和玛利亚联系的桥梁，便觉得惭愧。
“柳德米拉，现在咱们和人们的联系只能是单方面的。如果一个人坐了牢，他的妻子只有在人家叫她去的时候，才能去。她自己没有权利说：我想上你们家去。丈夫低下了，妻子也就低下了。咱们进入了新的一个时期。咱们再也不能给任何人写信，只能回信。咱们现在也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只能在人家给咱们来电话的时候，拿起话筒。咱们见了熟人，也不能首先打招呼，也许，人家不愿意和咱们打招呼。如果人家和我打招呼，我也不能首先开口说话。也许人家认为可以和我点点头，但是不愿意和我说话。让人家先说，我就回答人家的话。咱们已经进入碰也不能碰的贱民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