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介绍两个牌友之后,汪曾祺还轻描淡写地给这些人做个总结,说这些人都是“正经人”。汪曾祺为什要强调他们都是“正经人”?
刚才说,《受戒》这篇小说是1980年写。这是特殊,这也是重要。1980年之前,或者说1977年之前,中国是什样中国?是个阶级敌对中国,是个你死活中国。“谁是们朋友,谁是们敌人”,这个问题是汪曾祺必须面对个首要问题,——这是中国问题,当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问题,更是中国作家必须面对问题。
汪曾祺面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这个问题:他眼里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好人和坏人,没有敌人和朋友。汪曾祺眼里只有人,只有人日常生活。由斯,汪曾祺向们提供他立场,那就是基本人道主义立场。请注意,汪曾祺小说里有各式各样小人物,有他们人性弱点,有他们灰暗人生,但是,即使他们不是好人,他们也绝对不是坏人。不知道汪曾祺有没有受到雨果影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汪曾祺和雨果很像,他们眼里都没有所谓“坏人”,哪怕他们有毛病,甚至有罪恶,他们也是可以宽恕。如果有人要问,汪曾祺到底是什样个作家,回答是,汪曾祺是个人道主义作家,即使他肩膀上未必有人道主义大旗。
回到庙宇。如果们仔细地回味下,们会大吃惊,——汪曾祺是按照世俗生活世俗精神来描写庙宇。他所描绘庙宇生活是假,他所描写僧侣也是假,他并没有涉及宗教和宗教精神。那些和尚都是日常生活里人,都是民间社会里普通人,都是这些普通人吃、喝、拉、撒。在汪曾祺看来,个人该怎生活就该怎生活,即使在庙宇里头也是这样。所以,在汪曾祺描绘吃喝嫖赌时候,们定要留意汪曾祺写作立场,他是站在“生活立场”上写作,而不是“宗教立场”。这才是关键。他是不批判,他是不谴责,他更不是憎恨。他中立。他没有道德优势,他更没有真理在握。因为小说人物身份独特性,汪曾祺只是带上些许戏谑。既然你们身份特殊,那就调侃你们下,连讽刺都说不上。
把宗教生活还原给“日常”与“生计”,这是汪先生对中国文学个贡献。要知道,那是在1980年。在1980年就能有这样看法与态度,那是很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曾祺也是反对“伪崇高”,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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