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的特征，荒诞派的特征，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些评论者说，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已经提前抵达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能不能这样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说这个，是因为那些说法是相当有害的。
任何一种文学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背景，也有它与之相对的文化诉求，《促织》的诉求是显性的，他在提醒君主，你的一喜一怒、一动一用，都会涉及天下。天下可以因为你而幸福，也可能因为你而倒霉，无论《促织》抵达怎样的文学高度，它只是“劝谏”文化的一个部分，当然，是积极的部分。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到了蒲松龄的时代，我们的历史依然是轮回的历史，蒲松龄所做的工作依然是“借古讽今”，拿明朝的人，说大清的事。
西方的历史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求知的历史，也是解决问题的历史，它还是有关“人”的自我认知的精神成长史。它有它的阶梯性和逻辑性，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当中产生的，它有两个必然的前提：一个是启蒙运动，一个是工业g,m。在求知，或者说求真的这个大的背景底下，启蒙运动是向内的，工业g,m是向外的。上帝死了，人真的自由了吗？他们的回答更加悲观。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窘境，人在寻求自我的路上遇到了比魔鬼更加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异化。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异化的，好，上帝被干掉了，马克思换了一个说法，真正让人异化的不是上帝，是大机器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蒸汽机或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g,m给我们带来什么了？是无产，是赤贫、疾病和丑，是把自己“生产”成了机器。人的“变形”是可怕的，每个人在一觉醒来之后都有可能发现自己变了甲壳虫。这种异化感并不来自先知的布道，是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普遍的——自我认知。它首先是绝望的，但是，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认知。
同样是变成了昆虫，成名的儿子变成小促织则完全不同，这里头不存在生命的自我认知问题，不涉及生命的意义，不涉及生命的思考，不涉及存在，不涉及思想或精神上的困境。在本质上，这个问题类属于生计问题，或者说，是有关生计的手段或修辞的问题。
在面对“文学”和“历史”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姿态：文史不分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文史不分家的。上面我们涉及的可笑的说法，是标准的“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是我要说，文史必须分家，说到底，文学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