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和脉络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鸡的出现，故事抵达了传奇的高度，拥有了传奇的色彩。在这里，是天才的勇气战胜了天才的想象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鸡？
蒲松龄的选择有许多种，鸡、鸭、鹅、猪、牛、羊，也许还有老虎，狮子，狼。
如果我们一味地选择传奇性，让促织战胜了狮子，我会说，传奇性获得了最大化。但是，蒲松龄不会这样去处理，他渴望传奇，但是，依然要保证他的批判性，那就不可以离开日常。传奇到了离奇的地步，小说就失真，可信度将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蒲松龄的选择一定是日常的，换句话说，他一定会在家禽或家畜当中做选择。那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选择家畜？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家畜和小昆虫没什么关系。那好，最后的选择就只有家禽了。我想问问大家，在家禽里头，谁对昆虫的伤害最大？谁最具有攻击性和战斗性？答案是唯一的，鸡。
我说了这么多，真正想说的无非是这一条，在小说里头，即使你选择了传奇，它和日常的常识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这里头依然存在一个真实性的问题。不顾常识，一味地追求传奇，小说的味道会大受影响。你不要投篮，要扣，要六分，很好。但是，你如果不是用你的手，而是用你的脚去扣篮，观众也许会欢呼，但是，对不起，裁判不答应，两分不会给你。小说也是有裁判的，这个裁判就是美学的标准。说到底，小说就是小说，不是马戏和杂耍。
我们都很熟悉《堂吉诃德》，公认的说法是，小说最为精彩的一笔是堂吉诃德和风车搏斗，如果堂吉诃德挑战的不是风车，而是马车，火车，汽车，我要说，《堂吉诃德》就是一部三流的好莱坞的警匪片。同样，如果堂吉诃德挑战的是怪兽，水妖或山神，我也要说，它依然是一部三流的好莱坞的惊悚片。是蒲松龄发明了文学的公鸡，是塞万提斯发明了文学的风车。
文学需要想象，想象需要勇气。想象和勇气自有它的遥远，但无论遥远有多遥远，遥远也有遥远的边界。无边的是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和源源不断的现实。
我记得我前面留下过一个大问题，我说，《促织》是荒诞的，是变形的，是魔幻的，成名的儿子变成了“小虫”，它的意义和卡夫卡里的人物变成了甲壳虫是不是一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留到了最后，真是有感而发。因为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说，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当中经常出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征，比方说，象征主义文学的特征，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