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化也是好事,但是,问题来了,我是写小说的,我的立场很简单,那就是批判与怀疑。我不认为我的批判与怀疑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写小说的人就是这样,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弱者,他有悲观的倾向,他对伤害有一种职业性的关注,然后是批判,――与其说这是责任,不如说这是神经类型,小说家的气质与心智决定了他们只能这么干。一个小说家最大的困惑也许就在这里:即使他认为路必须是这么走的他也要质疑,他也要批判。
我们并没有进入多元化时代
张莉:你的《玉米》、《玉秀》、《玉秧》很有影响,写的是w.g里和w.g之后三个士性的命运,外文版被翻译为《三姐妹》。我喜欢《玉秧》,它写了“一场灾难有多长”,――w.g遗留的日常,bao力如何进入我们日常生活,w.g期间的告密、揭发和惩罚如何延续,小说非常细致地展示了出来。
毕飞宇,我写《玉米》是2000年的事,你知道的,我最早渴望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后来“跑偏”了,写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现在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跑偏”?我认为这个话题对我个人来讲也许更有意思。
张莉:小说换了走向,一定会有它的原动力。
毕飞宇许多事情是要回过头来看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更早,一些学者开始为w.g唱赞歌,还有理由,比方说:w.g期间没有现在这样的贫富差距,w.g期间没有腐败w.g期间农村的医疗卫生比现在要好。――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能不能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为人类的人口问题做出了贡献?
张莉:所以,你想表达自己的看法?
毕飞宇:对。我的许多小说其实都是我的发言稿,在许多问题上,我是一个渴望发言的人,但是,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里,长处在哪里,我知道用什么样的发言方式更适合我,我的不少小说就是在这么产生的。刚才你谈到了《玉秧》,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玉秧》是我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虽然《玉秧》没有《玉米》那样的影响力,但是,对我而言,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玉米》,甚至更重要。
张莉:《平原》写的是w.g,在2005年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里面有个知识分子顾先生,他只会背“唯物论”,几乎被异化到完全没有日常生活能力。这是对“伤痕文学”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戏拟与反叛。你说过自己是“伤痕文学”的读者,但对它们不满意。
毕飞宇我写《平原》已经是2003年了,不是1980年更不是1978年。我和“伤痕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