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中，我找到了一种谈论爱的方式——那是
写在身体上的密码只有在特定光线下才可见。
里亚说：“这些年来，我给那么多送养孩子的妈妈提供咨询，珍妮特，我告诉你，她们绝对不想那么做的。你是有人要的——你明白吗？”
不。我从不曾感觉有人需要我。我躺在错误的婴儿床里。
“珍妮特，你明白吗？”
不。我一生都在重复着拒绝的模式。我写书获得的成功像是不请自来的。当批评家和媒体攻击我时，我怒气冲冲地吼回去，不，我不相信他们那些关于我和我作品的言论，因为我的写作在我眼里一直清晰明亮，未受污染，但我确实知道我没有人要。
种领养条例以及常规联系途径。如果我想进一步申请，需要办理一些手续。永远有手续。
她查看我的文件——法院命令和婴儿体检表——时，注意到母亲曾母乳喂养过我。
“这是她唯一能给你的。她把能给的给了你。她不是非得这么做，要是不做她会容易许多。这是紧密的联系——母乳喂养。她把你送走的时候你六周大，还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我不想哭。我在哭。
然后里亚递给我一份文件，上面贴着一张贴纸。
我毫无保留地去爱，我的爱得不到任何理智而坚定的回报——婚姻的三角恋情和复杂的亲密关系。我在可以好好爱的时候没能好好爱，却在几段感情中停留过久，因为我不想做一个不知道如何去爱的退缩者。
但我不知道如何去爱。假如我当初能面对关于自己的这个简单事实，面对这样的可能性：一个有着我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与创造的故事）的人会在爱的方面存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么，那么，事情会是怎样？
听着，我们是人类。听着，我们向往爱。爱就在那里，但我们需要被教导如何去爱。我们想直立，我们想行走，但是需要有人牵着手，稍稍助我们保持平衡，微微帮我们指引方向，在我们跌倒时将我们抱起。
听着，我们会跌倒。爱就在那里，但我们必须学习——包括学习爱的形状和爱的可能。我教会自己独立，但我无法教会自己如何去爱。
我们有语言能力。我们有爱的能力。我们需要他人来释放这些能力。
“这是你生母的姓名，这是你的原名。我从来不看，因为我觉得被领养人应该最先看到。”
我站起身，无法呼吸。
“那么就是它了吗？”
我拿着那张纸走到窗前时，苏茜和里亚都微笑地看着我。我看着那两个名字。潸然泪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哭？那名字看起来像如尼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