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封简明的信，询问他们是否留有文件。
几周后我收到回复；是的，文件找出来了，接下来我查阅文件的申请就要由法官判定了。
我不喜欢这样；里亚说过，我有权查阅档案，虽然没人知道上面可能有、可能没有什么内容。有时资料很多，有时少得可怜。此外，我或许会看到将我托付给温特森夫妇的领养机构的名字——从泛黄褪色的婴儿体检表顶端被狠狠撕去的那个名字。
我想看那些档案。那个法官、那个无名的掌权的男人是谁？我很愤怒，我相当明了，自己正堕入一种陈年的放射性愤怒。
苏茜去了纽约，所有跨欧洲与大西洋的航班因火山灰云停飞了，她被困在当地。
从不说声再见，
也不轻唤一声，
或者吐露任何心愿；
当我看见阳光照在墙垣，
天已大亮，还不知
切实的。我未曾找到一种爱的方式。那是多变的。
我和苏茜坐在房间里。她爱我。我想要接受。我想要好好去爱。我回想着过去两年，以及我如何竭尽全力溶解我那钙化的心灵边缘。
里亚微笑着，她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这一切太近在手边，令我如此不安，又太过遥远，因为我无法凝神。里亚微笑着。
“珍妮特，你是有人要的。”
回家的火车上，我和苏茜打开半瓶占边威士忌。“调节情感。”她说，一如往常的苏茜，她又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独自在家，接到另一封法院寄来的信。法官说：“申请人应填写惯用表格后发回。”
得找个律师，就这封信寻求建议。
我坐在后门台阶上一遍又一遍地看信，如同一个不识字
你已经决然走远，
从此，一切都将完全改变。[4]
这是我在德博拉离开之后读到的诗，但那“决然走远”早在我六周大时已经发生。
这首诗写出了刻画那种感觉的文字。
里亚给了我一个法院的名字，那里可能仍保留着我的领养档案。一九六〇年生活范围有限，我原以为要去曼彻斯特某处寻找，结果我的档案就在阿克灵顿。离家以前，我每一天都从它们旁边走过。
在人体的结构中，大脑边缘系统[3]的途径优先于神经通路。我们被如此构造和设计是为了感受，任何想法、任何心理状态，都同时是一种感觉状态。
没有人会感觉泛滥，虽然我们中不少人都在努力压抑感觉。
感觉是令人生畏的。
好吧，我如此认为。
车厢里静悄悄的，满载晚归疲累的通勤者。苏茜坐在我对面看书，她的双脚在桌底勾住我的脚。我脑中持续响起一首托马斯·哈代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