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现在它已是牛津正规的学院。也许，我可以去那里上学。
我在牛津下车，向人打听到圣凯瑟琳学院的路。我感觉自己像托马斯·哈代小说中的无名的裘德，但我决心不上吊自尽[2]。
我不知道竟有一座如此美丽的城市，也不知道有大学学院这样的地方，有四四方方的院子和草坪，洋溢着活力十足的宁静感，那种宁静我至今仍觉得充满魅
性教育课根本无关乎性，而是关于性别经济。我们买东西应当自个儿掏钱，因为这是现代的做法，但要事先把钱交给男生，这样别人才能看见是他付的钱。我们谈的只是车票和电影票，不过以后，在管理家庭预算时，我们也应当确保他了解家中一切都是他的。“男性尊严”，我记得那位老师是这么说的。我认为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可以称其为社会关系地平说。
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惬意而活，不曾在社交中伪装的女性，只有开糖果店那一对，但是她们必须在性取向方面伪装，不能公开同性恋身份。大家嘲笑她们，她们其中一人还得头罩巴拉克拉法帽。
我是个女人。我是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我是个希望能毫无愧疚、不被取笑地去爱同性的女人。正是这三件事构成了我政治观念的基础，而不是工会或左派男性所理解的阶级斗争。
左派人士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女性完全纳入独立平等的范畴，且不再将女人的性欲归为对男性欲望的反应。我所认知的左翼政治立场令我感到不适和被边缘化。我并非期待改善我的生活条件。我想要彻头彻尾地改变我的生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讨论一种风险与报酬的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你可以成功，可以成就任何想做的事，只要你足够努力，并愿意抛弃传统的安全网。
我已经离家。为了完成学业，我已经在平日晚上和周末工作。我没有安全网。
比起为工党发声的中产阶级男性，以及为“家庭”工资奔走、希望把女性留在家中的工人阶级男性，在我看来，撒切尔给出了更好的回答。
我丝毫不推崇家庭生活。我没有家。我有愤怒与勇气。我聪明。我没有情感羁绊。我不理解性别政治。我是里根－撒切尔g,m中的理想原型。
经由拉特洛太太辅导，我参加了牛津大学入学考试，并取得面试资格，买了去牛津的长途车票。
我申请的是圣凯瑟琳学院，因为它给人新鲜现代的感觉，因为它是男女混合的学院，也因为它前身为圣凯瑟琳协会，是牛津原有学院可怜的附属组织，为无力负担学费正常入学的学生而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