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过两轮后，罗洛·马丁斯的脑子总是会转向女人——此时的想法模糊、感伤、浪漫，想的是作为性别之一种的、一般意义上的女人。酒过三轮后，他就会像俯冲着寻找方向的飞行员，开始聚焦于某个能够到手的女孩。若不是库勒请他喝了第三轮酒，他或许不会这么快地就跑去安娜·施密特的家，而如果——不过我的写作风格中有太多的“如果”了。因为我的职业就是权衡可能性——人性的可能性——命运的驱使在我的档案中是永远也找不到一席之地的。
马丁斯把他的午饭时间花在了阅读验尸报告上，由此再次显示了业余侦探相对于职业侦探的优势，也使得他对库勒的酒更少了些抵抗力(而职业侦探受职责所限会加以拒绝)。将近下午五点的时候他来到了库勒的公寓，这间公寓位于美国区一家冰激凌店的楼上，楼下的酒吧里坐满了美国大兵和他们的妞儿，长柄勺碰出的声响与好奇、自由、尚未成形的笑声一路送他上了楼。
这位对美国人在总体上不以为然的英国人会在想象中觉得有一类美国人可以例外，而库勒正符合这类例外的特征：乱蓬蓬的灰色头发、带点忧戚的慈祥面容、炯炯的目光，像是个慈善家，这样的美国慈善家往往还不待其同胞在地图册上发现那些地方，便已经出现在了某个斑疹伤寒疫区、某个世界大战的战场或中国的某个饥荒灾区。马丁斯那张写上了“哈利的朋友”的名片又一次起到了入场券的作用。库勒穿着军官的制服，臂章上缀着些不知其意的字母，也没有表明军衔的徽章，尽管他的女仆称呼他为库勒上校。他的握手温暖而又坦诚，是马丁斯在维也纳遇到过的最友好的举动。
“哈利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库勒说，“当然，我听说过你。”
“从哈利那儿？”
“我非常爱看西部小说。”库勒说。马丁斯相信他，就像他不相信库尔茨一样。
“我在想——你当时在场，对吧？不知道能不能跟我说说哈利死时的情形。”
“这可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库勒说了起来，“我当时正穿过马路朝哈利走去。他和库尔茨先生在人行道上。也许要是我没有开始穿马路，他就会待在原地了。但他看到我了，就直直地朝我走过来迎我，就在这时那辆吉普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司机踩了刹车，可他没能躲过去。来杯苏格兰威士忌吧，马丁斯先生。说来有点傻，可我一想到这事儿还心有余悸。”他边说边朝酒里加了点苏打水，“虽说我披着这身军装，可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有人死在我眼前。”
“另外那个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