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样便宜的印度尼西亚，而是乘飞机去了一个他们不愿透露名字的地方。他们预付了一部分钱，用于支付在中国南方一家现代化无菌医院的住院费用，M先生可以在那里得到一个新的。
这来得非常及时，组织顺应性极佳，手术大获成功。那个旧的、欧洲人的在医院的火葬场被焚化，尽管M先生的妻子有一瞬间想着把它留下来并带回家。M先生想起来，他应该问问新是谁捐的，那个人又发生了什么事。是的，他本该问问的，但他不记得自己是不是问过，或者他们有没有提到过捐献者。这个话题好像是被提起过，但后来又有些什么别的事插了进来。也许他根本不想问关于捐献者的事，也许在这家医院里问这种事会招人侧目。再说，也不能对他要求过多，他毕竟是个病人。他很难受，头晕，总是焦虑地去听他的新的跳动。他觉得那跟以前的不太一样，好像跳得更费力，像在奔跑，又像在逃跑。
欧洲的春天和波浪一样，层层推进。它先是在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萌芽，然后悄悄地向北移动，不知道它走哪条路，怎么走。三月它已经到达法国南部和希腊，四月来到瑞士和巴尔干半岛，五月在德国和中欧盛放，直到六月初最终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M先生恢复得不错，只是仍需节省体力。而当他走上属于自己的、欧洲的城市街头，他戴上了白色的口罩。正在愈合的伤口像崭新的幸福生活的草图，像微微凸出的浮雕，暂时停在身体做成的纸上。他有一种奇怪的悬空感，就像小时候，他周围的空间还没有被意义填满，每件事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比如一群鸽子从草坪上飞起来，飞到建筑物的后面，飞向其他的广场。它们的翅膀带起空气的流动，尘埃升起又落下，就像一群士兵，过早地被征召去打仗，又突然被遣散回家。M先生现在把这一切都看作某种标志。
他走在街上，完全融入了这城市的风景。世界像一件剪裁精良的西装一样包裹着他，这西装仿佛量身定制，无比舒适。M先生无意于使用那些曲高和寡的精美词汇，一辈子和机器打交道的他思想精确而务实，所以他不言“幸福”，只说“满意”。
虽然一切进展顺利，但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后，M先生开始睡不好觉。夜里，他总是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好像躺在一块充斥着奇怪的图像、幻想，遥远而模糊的声音的黏稠的果冻里。这一切让他陷入恐惧——更糟的是，他在那样的梦境中动弹不得。白天，那种恐惧藏在了被子里，从那里看向M先生，监视着他。到了晚上切照旧，直到
